新加坡为什么没有暴乱?

2018年04月30日     1,889     检举

新加坡政府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的分割管理是失败和无效的。新加坡国家身份的确立和社会冲突的缓和靠的是积极主动融合,而不是消极躲避。建国伊始,新加坡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将原来的农村和居民住家改建成政府组屋。这些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由国家建屋局统一管理和出售。新加坡人以相当合理的价格购入,拥有99年产权,但是在拥有组屋5年以后才可以出租和在二手市场转售。二手市场的转售活动也受到建屋局的严格管理。不仅仅在第一次买组屋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按照各组群的比例在社区相应地售卖组屋,在二手市场,屋主也不能随意售卖,也必须满足政府设定的小区人口组成的比例。通过这样的种族配额制(Racial Quota), 新加坡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执行, 有力地确保种族间的融合。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各族群人民,生活在共同的居住空间,为种族融合创造机会和条件。

然而单单让人民生活在一起,对于促进种族和宗教融合,创造社会和谐是远远不够的。新加坡政府的社区管理制度和政策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对社会的微观管理,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不够的,也是做不好的。只有充分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由社区自己管理自己,才可以一两拨千斤,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新加坡主要负责社区种族和宗教信仰和谐以及社区管理的机构是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人民协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它虽然隶属总理公署,但它不是政府行政机关而是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Civil Service)而是公共服务人员(Public Service), 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事业单位。这样设置的目的是想尽可能降低人民协会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制下的政治属性,可以已比较政治中立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更好地为人民所接纳。

新加坡政府的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是选区。沿袭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制,新加坡有29个选区,89个国会议席。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占据了几乎所有议席。在2015年大选过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占据了83个议席,而反对党工人党只占据了2个选区,6个议席。

新加坡将全岛划分为西南、西北、中部、东北、东南五个大的区,在每个区都成立了社区发展理事会(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District)。这5大区是以选区为基础划分的,尽管理事会的负责人称为市长(Mayor)但是他们只是选区里的资深议员。理事会只负责协调选区和社区发展事物,没有具体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真正进行社区具体社会管理的是公民顾问委员会(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

新加坡政府在每个选区都设有公民顾问委员会,公民顾问委员会由选区内的议员担任主席,统领选区内的社会发展事物。委员会的成员除了选区内的议员,也包含社区当中活跃的社会知名人士,基层领袖和热心的志愿者。在每个选区,新加坡政府都建设有社区俱乐部(Community Clubs), 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协会提供部分人力和财力支持,社区俱乐部自己也要筹措各种款项。社区俱乐部的目的就是开展社区内的社会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族群间的交流,增进社会资本。 每个社区俱乐部都有由社区领袖和志愿者组成的青年执行委员会,乐龄服务委员会,印度人活动委员会,马来人活动委员会,妇女活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致力于服务社区各类人群,组织了大量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和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

每个选区的议员更是忙碌,他们不仅仅每周需要至少一次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经常走访选区居民的家庭,了解选民的需求。他们还要出现在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上,促进族群间的交流和互信。尽管新加坡的议员是兼职的,但是近年来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一些议员开始辞去本职工作,专职当议员,以更好的为选区居民服务。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不在任何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立支部,而是将支部设在社区,让党员深入人民群众,积极联系人民群众,帮群众排忧解难。在大选来临时,利用自己平时服务乡里积攒的支持,为本政党候选人拉票争取当选。

新加坡政府的社区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选代表带领的居民的自我参与和管理。然而非常有特色的是在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各基层组织服务的骨干分子,在新加坡这些人被称为基层领袖(Grass-root leaders), 却不是完全志愿的积极分子。他们是由人民协会认证的,每两年由人民协会颁发基层领袖委任状。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基层领袖的道德修养,个人能力和素质,基层领袖的推选有严格的管理程序。首先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资深社区领袖会在积极服务社区的活跃志愿工作者里物色人选。这以后需要至少两名以上的现任基层领袖的推荐。人民协会接着和政府各部门合作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最后才由人民协会发放委任状,任期两年,可连任。

为鼓励和奖励这些义务的志愿基层领袖,新加坡政府发展了完备的国家荣誉奖励制度。既有基于服务年限的公共服务奖项,也有基于绩效的公共服务奖章和星章,每到国庆节,总统还会给每个选区的两位基层领袖颁发杰出贡献奖。能够拿到公共服务奖,在新加坡是一件相当光荣的事。不仅在工作单位进行庆祝,社区、社团和各民间组织也会为自己的成员得奖开展庆祝活动。

正是通过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社区自治,新加坡政府一两拨千斤,举重若轻,灵活,低成本和高效的实现自己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

经过建国50年来的努力,新加坡在种族和宗教和谐,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复杂的人口和宗教组成,维护社会和谐和缓和社会冲突,一直都是新加坡政府不能懈怠,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尽管系统性风险大大降低,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人口的更新换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加坡的社会和谐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

2010年在新加坡的社交媒体上发生了Amy Cheung 事件。 Amy Cheung 是新加坡政联企业NTUC 的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对社区马来族群在住家附近办婚礼产生的噪音表示不满,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言语激烈地进行了情感的宣泄。Amy Cheung的激烈言辞在新加坡的社交媒体引起了网民的激烈讨论,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后Amy Cheung也 因此丢掉了工作。Amy Cheung事件突出说明,尽管新加坡政府和民间就维护社会和谐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这个共识是不可以抱有丝毫的大意和想当然的,不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引发族群不满和冲突。

2013年新加坡爆发了自69年以来唯一的族群暴乱。由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新加坡需要向东南亚诸国进口大量劳工。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的外劳周末工余往往聚集在小印度区域饮酒聚会。2013年12月8号,由于一场交通意外,劳工和警察发生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冲突。300多名劳工卷入了这场冲突,警察受到攻击,警车受损。

这两起事件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首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国家富裕,人民生活安康,青年一代缺乏长辈对过去历史惨痛教训的教训,把社会和谐看作理所应当,忽略了新加坡在这方面独特的国情。第二,由于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年轻一代忽视了新加坡社会业已形成的对任何威胁族群和谐和宗教信仰和谐言论的零容忍的共识。越来越讲究自主和自由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很容易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发表不当言论,威胁社会达成的共识。第三,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外来的劳动力和智力。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外国人缺乏新加坡人的社会化过程,对族群和宗教信仰可能引发的问题体会和认识都不一样。这使得外来的人群和文化很容易和新加坡社区产生矛盾。

此外,由于新加坡高速经济发展和奉行的绩优官僚制,社会收入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险的相对欠缺,使得社会底层民众对政府和社会发展愈来愈不满意。这潜在存在着新的由于经济收入状况造成的社会冲突的风险。2011年大选以来,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反对党得已动员和发展起来,新加坡政治出现了新的形态,增加了未来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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