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组屋,让梦想照进现实!

2018年05月05日     608     检举

居者有其屋,在以土地为本的东方国家里,一向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理想。唐朝诗人杜甫就曾在饥寒交迫之夜,作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是传诵千古。

在各个亚洲国家大显神通的廉租房计划中,最为成功且特别的,应该是新加坡的组屋。

政府保姆般的服务

作为一个以清洁、有序而闻名的花园城市,开车行驶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总能看到一些颜色雅致、排列整齐的住宅小区。和居民小区相比,这些屋区是敞开的,没有围墙,没有门卫,开放式的环境让所有外来的车辆都可以从中穿驶而过,屋区所属的公共场域,亦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土地。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新加坡闻名于世的廉租房计划,俗称“组屋”。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产市场一般由“政府组屋”和“私人公寓”两部分组成。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自有产权,产权年限为99年。

根据政府政策规定,购房居民可用公积金来支付10%的首付款,政府还会补贴每一个家庭3万新币,加上银行贷款利率仅为2.5%,所以一般的工薪阶层仅用公积金就能还得上贷款。

值得重提一笔的是,和其他国家的公租房项目相比,新加坡的组屋之所以如此成功,和政府保姆一般周到的“售后服务”分不开。比如,政府会定期7~8年重新粉刷组屋,并制定屋区更新计划,包括修补混凝土剥落、更换污水管、增设电梯等。组屋还往往配有划了车位的露天停车场,楼与楼的空地上,还会设置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配套设施,有的屋区还会为屋区设立公用的幼儿园、政府服务机构等。公用设施一般价格合理,例如大部分游泳池收费仅为一次1新币(约合人民币5元)。

归根到底,廉租房政策属于政府行为,相比于亚洲的其他国家,新加坡的组屋如此成功,是具备一定先决条件的。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大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新加坡充满了危机感,新加坡政府一向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公司化管理宗旨,一切政策以效率为先,服从于国家利益。整个新加坡以社区为单位划分了很多集选区,组屋区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了政府在底层民众中的支持度。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组屋的分配还兼顾了种族之间的融合问题,所有的社区必须具备一定配额的马来、印度、华人数量。

相比之下,在住房刚需强劲的中国,廉租房政策实施得并不成功。1998年的“国二十三条”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廉租房将占到住房比例的80%,但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将经济适用房政策“偷换”为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政策,导致目前的中国廉租房政策的裹足不前。

此外,由于体制性僵化存在的问题,在廉租房资格审查、公开摇号的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寻租更是屡见不鲜。首先,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的资格确认很难,类同于低息小额贷款,往往是“有路子有钱的人才能拿到”;其次,不同于其他商品,房子的流动较难,成本相对较大,刚需现象明显,几乎是所有居民需要面临的基础设施问题。

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来说,阶层分化逐步拉大,在解决住房问题中,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基础,只能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利用多渠道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廉租房政策,其余并无他法。

不可否认,中国一直在缓慢的进程中探索廉租房建设的良好方式。有委员提出议案称,在廉租房建设中,除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外,还可以利用社会上的资源、民营企业的资源,甚至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开拓廉租房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点亦表示赞同,但认为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建设廉租房,例如以政策手段进行贴息,特别是向小开发商给予补贴,他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亦可以加入到中国的廉租房建设中发挥作用。但就目前来看,梦想仍旧未能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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