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脚的双城记:饶宗颐的香港和新加坡

2018年06月15日     473     检举

2018年2月6日, 饶宗颐先生在香港驾鹤西归, 积润一百零五岁。常言道,人生百年,而百年遂为过世之婉辞。 然宇宙之间,终能百岁者几人?学艺一生且百岁者又几人?以此论之,饶先生可谓天地一人矣。

考饶宗颐的整整一百年,一方面天资加勤奋,另一方面天时地利人和,这样,个人的天性和努力,在时代的大环境和潮流的支撑、扶持、簇拥和启发下,成就了饶宗颐其同时代人所未能达到的渊博、精妙和深厚。而考察时空,除了冷战这个大背景外,香港和新加坡对于饶宗颐的学艺的形成和发展作用分外突出。因为饶宗颐自1949年滞留香港, 除了1968年秋到1973年秋这五年担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以及短期外出研究访学外,几乎都在香港。香港自然是饶宗颐的福地。

香港,香港!

1949年以前,饶宗颐基本还囿于传统文史的范畴,虽然他已经关注考古这个二十世纪新引入的学科在中国的应用,可是他的主要精力是在编辑潮州地方志和诗词创作、研究。1949年在时代的巨浪中,他因方继仁先生的挽留,滞留香港,随即于1952年被林仰山聘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与香港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方、林两位是饶宗颐从一个年轻的传统文人学者走向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大学者这个路途上最重要的提携者,他们有识人之慧,对饶宗颐有知遇之恩。

从1949年到1959年,饶宗颐着力于楚文化、甲骨文、以及敦煌研究,学问迅猛扩展和精进。他1956年完成《老子想尔注》校笺,1959年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这些都是此十年心血的杰出代表,奠定了他在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的地位。可以说,1950年代末的饶宗颐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国学,并在近代欧洲传过来并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史学、考古学诸多领域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1962年他获得的儒莲奖即是国际学术界对他这十年的肯定。饶宗颐这十年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考古材料中的有文字者,如楚简、缯书、敦煌文献、甲骨文;这是饶宗颐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和应用,以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1960年代饶宗颐进入不惑之年,其学术不但在上述领域内继续深化和升华,而且开拓了新的领域。他和印度汉学家白春晖自1959年开始互相学习中印语言文字,1963年和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到印度蒲那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跟白春晖的父亲学婆罗门经典。这是冷战期间不可思议和无法复制的机遇,使得饶宗颐成为唯一掌握甲骨文和梵文的学者(1976年他又学习了西亚楔形文字)。单以此论,饶宗颐已经是古今第一人,足以不朽。

从1949年到1968年这二十年,饶宗颐扎根香港,漫游世界,潜心学术,巨作叠出,完成了自己从传统文人学者到现代学术大师的蜕变。这个蜕变,需要感谢香港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一是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凯歌前进;二是香港成为东亚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联系东亚和世界的枢纽,或者说,香港即是世界的一个枢纽;三是香港因以上原因吸引了一批眼界、见识都高人一筹的商人、学者和艺术家。饶宗颐深受其惠。

这一切,不由得使人感叹,香港,香港!

南洋,南洋!

1968年秋,饶宗颐抵达新加坡大学任教,聘期九年。他兴致盎然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友朋对他海外传经的期望也很高。不料,1973年秋,饶宗颐提前结束聘期,返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1950至197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已经形成了以南洋为基地的一个学术圈。这个学术圈,除了传统的中国文史,非常关注南海、南洋史地和华人华侨研究。相关学者一方面发扬传统学术考证的优势,另一方面借鉴和利用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新兴学科和方法,稽古求新,既与中外前贤沟通,又相互辩驳,推动学术之发展。这些学者,大都居于香港、星马等地,个别在日本、中国台湾以及越南、泰国等南洋地区。这个学术圈,以南洋为基地,向四周和西方世界辐射,同时也接收四周和西方世界的信息和资源,基本上是冷战时期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东亚华人世界的缩影。

南洋之所以能够在1950至1970年代散发学术和文艺的光芒于东亚,既得益于其清末尤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建立的广阔而深入的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更得益于冷战时期南洋和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相对隔绝而加深其内部(港台星马)以及和外界(日本、欧美)的联系,自成一体。1950至1970年代的南洋,正经历了其华人世界三小龙的腾飞以及其他华人社会在二战后的复苏发展,从而见证了南洋学人的风采和学术的进步繁荣。钱穆、饶宗颐、王叔岷等大师级的学者南下新加坡任教,正是被南洋的光芒所吸引,也添加了南洋的闪耀;而王赓武、何丙郁等南洋出生的华人学者从南洋走向世界著名大学执教并担任重要职位,在东亚和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也是这时期南洋学术留给全世界的遗产。可惜,这三十年的南洋,因种种原因,如午夜昙花,只能繁茂一代,无法持续。饶宗颐在新加坡的四五年间, 正好经历了华人华文在南洋挣扎的困境,他身临其境,冷暖自知。南洋,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已经成为,也感同“异乡”!

可羡啊可叹,可憾啊可恨,南洋,南洋!

香港,香港!

1973年秋饶宗颐返回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直至1978年荣退,学艺愈发老成。而1978年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饶宗颐有幸成为第一批走访大陆这三十年出土文物文献的首位海外学者。1980年底,饶宗颐三个月内走遍大陆十四个省,参观了三十三个博物馆,接触到一大批新的考古文物资料,这为他以后开拓性、发散性、超脱学科束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灵感。退休后的饶宗颐,四十年来笔耕不辍,真是古今罕见的奇迹。1990年代以来,饶宗颐在学艺的成就逐渐为官方和学界认识和推崇,而逐渐成为香港的荣誉和象征。回顾饶宗颐的人生,不能不感叹,香港,香港!

饶宗颐的辉煌和香港的辉煌是相互映证的。19世纪中叶以来,香港和上海先后开埠,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得益于经贸和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中西方交流的枢纽;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香港和上海经济上蓬勃发展,文化上兼容并蓄,两地密切联系,沟通有无,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出演了双城记这样一出精彩的曲目。香港和上海,在民国新鸳鸯蝴蝶派的祖师奶奶张爱玲的的笔下,就是这样的孪生关系。张爱玲出生在上海, 求学于香港大学,成名于上海,而后经香港过渡,消失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世界,总是在上海和香港的构成的双螺旋里挣扎、演绎,在上海和香港游戏、算计、恋爱、结婚、分离、哭、笑、怨、恨、喜怒哀乐。

也不尽然。在张爱玲的世界,无论是想像还是事实,无论是文学还是生活,于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的阳光和乌云、阴影和温情当中,总是可以找到新加坡——另一个英殖民地城市的角色。张前半生最好的朋友,炎樱,就带着南亚的血统和热带的风情;张爱玲的母亲,就几次经过南洋,驻留新加坡,还在那里教过书。张本人没有到过新加坡,可是在她笔下的世界里,南洋和新加坡、华侨尤其是华侨富商和华侨姑娘,时常穿梭往来,在上海和香港摇曳生姿,徘徊、停留、相聚和告别,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和悲剧,可能是历经猜疑考验计较最终皆大欢喜的倾城之恋,可能是一见铭心遂片刻欢愉却又丧失勇气而分道扬镳最终形同陌路的红玫瑰白玫瑰。新加坡在张爱玲世界里看起来若有若无实际上或不可缺的身影,其实乃是大英殖民帝国东亚网络的反射和折射。无论上海、香港,很多制度、文化、经济乃至人群,都可以追溯到位于南洋的新加坡。

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改变了东亚的生态环境。香港和新加坡则得益于冷战,其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益发突出,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大格局下,1960年代以来在东亚首先实现经济现代化,在亚洲四小龙中占据了两个位置。尤其是香港,成为中西文化冲突交流融合最成功的案例。饶宗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1949年滞留于香港,因缘际会进入香港大学执教,其间结交认识了一批名重天下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加上自己的才华、勤奋和耐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加坡大学期间,饶宗颐进一步开拓了自己的领域, 深化了自己的研究。 据此而言,香港和新加坡对于饶宗颐的学艺,非常重要。然而,相较于香港,新加坡对于饶宗颐,并非那么关键。这是一出跛脚的双城记,也许还算不上双城记。

跛脚的双城记

有学者曾经说,“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此论断颇有可斟酌之处。香港确实是饶宗颐成就其学问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台;新加坡则不能这么说。首先,在1968年到新加坡之前,饶宗颐在香港潜心学术二十余年,已经享有盛名;1973年秋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后,逐渐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应该说,香港这一因缘成就了饶宗颐;所以他对香港感情极其深厚。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香港在上个世纪东亚和世界风云变化中所处的特殊时空位置。“香港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小小的点儿,但是它和中国的学术关系实在是非常大, 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 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和香港相反,饶宗颐说,“新加坡不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离开那里才能有成就。这些问题是‘地利’的问题”。这个地利,说穿了就是文化政策和文化包容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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