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驻沪外交官:走遍中国的一线城市,结果爱上了

2018年12月06日     1404     检举

上回说到我2000年进入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工作,本职工作虽在新闻与公关司,但很快就借调到中国司兼任华南与港澳处处长。

在新闻与公关司和中国司兼著职务不久,新闻与公关司换了个司长。新来的司长见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索性做个人情,同意让我全职调到中国司,于是我名正言顺调到中国司工作了。

当时贸易发展局中国司正好在重新调整,首先,由于重视中国市场,于是,决定把主管中国业务的司长从新加坡本部派到中国,在驻华使馆担任商务参赞一职。出任这一职务的是张采虹Edith Cheong。其次,不仅在贸易发展局的层面做整合,在上一级的贸易工业部也要对现有的中国战略重新审视并调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更谈何政策调整?于是,2001年5月下旬,贸易工业部决定派出调研团前往中国。调研团以王瑞杰(时任新加坡贸易工业部之副常任秘书,分管贸易;现为财政部长,第四代总理热门人选)为团长,李奕贤(时任生产力与标准局副局长,曾任贸易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现为通商中国主席)为副团长,团员来自贸易工业部和贸易发展局,包括笔者。

照片说明: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5月23日,当时访问华为公司总部,拍摄之后即刻打印出来送给我们,时隔多年,已经模糊。照片中的几个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人物:1. 谭宝锠(时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中国与港澳署副署长,后来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长,目前是上市公司口福集团首席战略官);2. 王瑞杰;3. 林宛容(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国家发展部副常任秘书);4. 李奕贤;5. 本文作者(请不要拿发型说事儿);6. 何致轩(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司长);7. 许俊平(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曾任大连办事处主任,现为新加坡上市公司Rotary Engineering公司副总裁)

这次调研主要是观察新加坡在华企业的现状,听取它们的经验,尤其:

1. 它们对华投资的主要考虑(是成本?是市场?是原料?是人才?还是什么?)、具体投资地的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华业务与新加坡本部有无紧密价值联系?

2. 它们在华投资与经商有无任何问题或瓶颈?希望新加坡政府提供哪些方面的协助?企业本身又如何能够“自助”?成立商会是否会有作用?

3. 中国加入WTO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新加坡企业如何把握机会?

4. “西部大开发”有哪些机会?

5. 新加坡如何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一站:香港

我们第一站到的香港。在香港主要与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大型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等会谈。

当时我们最好奇的是两个问题。

香港人当时对华投资已经很大,因此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中国大陆设的网点很多,我们望尘莫及。无论从生产要素(也就是说,在大陆设厂比在香港设厂合适)或市场(也就是说,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比在香港销售合适)考虑,中国大陆是香港企业对外投资之首选,这毫无疑问。

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港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会不会对香港形成“空壳”效应?香港要如何维持自己的经济价值和意义,才能让港资企业一方面利用中国大陆的生产要素和市场,另一方面不要弃香港而去。

因为,随着新加坡企业大举对外投资,这也可能是新加坡很快就要面对的问题。

答案后来慢慢明朗化。像香港和新加坡这类缺乏资源的城市经济,一定必须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领先性,尤其金融、法律、品牌营销、对外的自由与开放。唯有如此,你才能对已经撤离本土的第二产业创造价值。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很多中国公司都不愿意采用IT,于是我们在思考,究竟IT公司到中国投资经商前景如何。

在2001年的时候,这确实是个大问号。

别忘了,那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那一年,纳斯达克暴跌,从5133点直降到1108点。阿里巴巴刚刚经历了上一轮投资人的反悔,估值缩水。原本说好的2500万美金投资,最后只到了1000万美金。阿里账上只有700万美金,每个月运营成本是180万美金,而且公司也没找到靠谱的经营模式,公司只能支撑5个月。

现在呢?

现在这个问号早已被感叹号所替代。

中国的公司不但采用IT,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领IT!

不但引领IT,甚至开始引领AI!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前人。

第二站:深圳

我们在香港待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十点,我们就到了深圳。

当时深圳已经崭露引领新产业发展之头角。

我们先到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数码城(Cybercity)考察。下午,考察了华为。

当时,华为只是从事电信和通讯器材的研发和生产。但是,华为十分重视研发,当时它1.6万名员工,40%在研发部门,集团把年销售额的10%投在研发上。当时华为在美国、瑞典、俄罗斯、印度都设有研究所,并与IBM、Hay、KPMG等有战略合作项目。

我们在深圳时也去考察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主要研发和生产硬盘磁头产品、多功能电表产品、税控产品等,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和研发队伍。

当晚,我们与六七位在深圳经商多年的新加坡人见面,包括林振伦(Lim Chin Loon),听听他们的观察和想法。林振伦至今一直活跃于在粤新加坡商界群中。

第三站:重庆

5月24日,我们航班中午抵达重庆。市外办主任王雯女士在机场迎接我们。

在重庆期间,我们考察了当年成立的北部新区。

(北部新区)

北部新区的成立是当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管辖渝北区的人和、天宫殿、大竹林等街道与市镇,主要发展的产业包括IT、光电、生物工程、制药、环保、汽车制造等。到了2016年2月,重庆市撤销北部新区,其职能划归两江新区。

我们也考察了重庆高新区。它起步很早,于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我们考察时,它的重点产业是电子、电信、计算机研发、精密仪器、光电、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和制药、新材料、环保等。2016年,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纳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现在你再去看重庆高新区,部分主攻产业已经升级为高端装备、高技术服务、现代商贸物流,见证了十多年来沧海桑田的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最深刻的印象有三点。

第一,当时新加坡政府部门还没有在重庆设点。在5月24日市委书记所设的晚宴上,重庆方提出新加坡方必须要有个对接的窗口,方便将来工作的展开。当时我方就回应,“我们对接的窗口就是许振义”。

我当然很愿意当这个窗口。很可惜,几个月后,局里派我常驻上海,我就担任不了这个窗口了。但,再后来,我们局直接在重庆设了网点,派驻了专职的驻渝主任。这就比我当年一个华南与港澳处长来兼任重庆“窗口”要重视得多了。这是后话。

第二,那晚的宴会我是第一次吃重庆菜,把我麻得,嘴巴和舌头感觉都不存在了。我记得,上了一道花椒牛蛙之后,上了个什么汤。我喝了一口汤,跟坐我身边的王雯处长说“你们汤也是麻的”。她答“汤不是麻的,是你舌头麻了。”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2页”继续浏览。

狮城新闻APP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