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加坡:李光耀式的“孤岛”生存

2019年02月09日     2,772     检举

“孤岛”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它们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隶属1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评估李光耀的遗产,这些数字或许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长更具解释力。

然而回到50年前,这个弹丸小岛的命运归宿似乎将是孤独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24年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依然将此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他回忆录中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

1945年,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说服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新国家于1963年成立,仅一年后,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大马来西亚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独立宣言只有90个字,颇具悲壮色彩:“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条小虾”生存?与当时国际舆论一样,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一度相当悲观。前副总理吴庆瑞说,每当他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他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新经济发展局前主席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

事实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亚洲几乎所有其他地方,超过英国人均收入的1/3;每30个人就有一辆私家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大英帝国的统治。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一个马来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着约三四百人,以捕鱼、采野果、当海盗为生。人们告诉莱佛士:“没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和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

对于在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英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赋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块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东临中国海,与加里曼丹岛遥望,是东南亚的心脏地带。从海路上,马六甲海峡是贯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桥梁。从陆上看,新加坡通过1056米的长堤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亚洲公路陆路交通的南端门户,经过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可直达西亚,并与欧洲的公路连接起来。

史丹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马来亚的海外贸易出口通道。20世纪上半期,国际市场对橡胶、锡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马来亚在1900年的锡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919年橡胶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

当帝国的向心力消失后,1965年,李光耀所继承的是缺少躯体的心脏。独立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争夺东南亚的领导权。印尼总统苏加诺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结合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目的在于保护帝国主义的石油、锡和橡胶的利益。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1964年,印尼切断了新加坡来自柔佛的饮用水水源。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饮用水都需要从这里进口。

曾被帝国的权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也被打开了。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特权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高等教育优先、独享某些特殊行业经营等特权。新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平等与否的矛盾。放眼整个东南亚,菲律宾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越南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强迫华侨入籍,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柬埔寨和老挝一度追随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国和缅甸也曾经采取过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

英国人曾经认为:“新加坡迟早必须与马来亚合并,除非我们准备看到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处于东南亚战略核心区的海外中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怀疑为“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集结地。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是“马来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他感慨:“对国家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邻居。他们离得很近,你邻居的树篱长高侵害你花园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树的树枝遮住了你的草地,这样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于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要看我们被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功,他们把它解释为是对他们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种威胁。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李光耀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确定该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那位官员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说:“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如何养活200万人?这是李光耀直面的问题,他并没有先例可循。“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内地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他判断,“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

寻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么,李光耀当时的想法并不清晰,但他从历史中学到了基本信条。殖民统治结束后,人们曾讨论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这个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来:“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新加坡开埠后的头30年,贸易并不是殖民当局的唯一取向。各种香料和热带水果种植园与商业场争夺资源,直到病虫害将它们摧毁。种植园主纷纷渡海去大陆另谋出路。从贸易条件上看,并不只有新加坡坐拥地利。荷兰人控制着大片东印度群岛。但为了保卫在东方属地的垄断权,他们小心翼翼,甚至连航海记录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莱佛士为这座小岛订立的发展原则:“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视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

李光耀从未想过把这扇门关上。早在1962年,他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讨论交谈,一个观点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色列在敌视环境中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直接同欧美进行贸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么去做贸易呢?

1961年,新加坡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开拓沼泽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业区。最初,政府从低端制造业入手,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吸引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经济发展局建过再生纸厂,投资过陶瓷用品生产。这些尝试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败了:新加坡的国内市场太小,即使动用关税保护,也没有办法使国内企业有效地成长起来。

裕廊工业区空空一片。这个小国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技术和资源独立发展更高级的工业。政府期望与日本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合作发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产钢板,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都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1万吨以下的小船。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势似乎更加危急了。尽管李光耀赴伦敦百般游说,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将英军从新加坡撤走。这支英军的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

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学进行短期进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雷·弗农教授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参与欧洲和国际经济重建,为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144家,占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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