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杀

2019年02月19日     12,957     检举

  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著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物资短缺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星华义勇军

 华侨不分男女老幼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了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了许多义勇军队员。新加坡人民的保卫战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了,一共坚持了八天。不过,随后一些义勇军成员开始了游击战术,将抗日行动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大量援助。

  进行屠杀过程

 日军对华人展开肃清活动

  在1941年12月到隔年2月,日军侵略军发动了马来新加坡战役。在抵抗作战中,最为勇敢就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武装,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他们在金马士(Gemas)重创了日军25军战车第一联队以及安藤支队。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随着2月15日英军乞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日军占领新加坡几天后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屠杀目标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日军在新加坡肃清以下华人

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

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人)

6. 凡是纹身的男性 (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

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

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肃清活动开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著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华人惨遭杀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各处挖出无数具的骨骸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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