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杀

2019年02月19日     12,986     检举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屠杀人数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幸存者证言

  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以下是黄添右老先生的叙述。“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

  “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幸存者自述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他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入山芭逃难。”“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马来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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