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西欧八个城市的一般居民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历年来下跌，加上面对民生问题，是促使部分城市出现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是唯一跻身前20亚洲城市
以这些城市为鉴，政府应注意一般居民在住屋、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四大公共服务的负担能力以及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并应提升一般居民的购买力。
相对于这些城市一般居民的购买力下滑，我国一般居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名列全球第16位，在亚洲更高居第一，也是唯一一个跻身前20大的亚洲城市。这得益于我国生活费不高，四大公共服务能让一般居民负担得起。
根据报告，从一般居民的角度来说，我国的购买力在全球105个城市排在16位，这是我国历来的最佳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达了以上看法。
陈企业同该研究所昨天在2019年世界银行—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常年会议，发表了两份报告。
第一份是对全球105个城市的外派人员和一般居民的生活费、工资和购买力所做的调查；另一份则是以西欧八个城市（伦敦、阿姆斯特丹、里斯本、布鲁塞尔、雅典、都柏林、巴黎和罗马）的一般居民购买力恶化为案例，所进行的研究。
根据报告，从一般居民的角度来说，我国的购买力在全球105个城市排在16位，这是我国历来的最佳排名。生活费方面，我国排在第56位，比去年下降两个位置，至于工资则排在全球第44位。
相比之下，香港一般居民的购买力在全球排在63位，工资位居57，都落后于我国，但生活费高于我国，排在第51位。
外派人员生活费方面，我国在全球中排名第五，香港第六。
陈企业说，从香港和欧洲的经验，可以看出民生问题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导火线。政府应该提高国民作为国家经济利益相关者的比重。
“工资不高，又买不起房子，香港年轻人不是利益相关者，因此制造破坏给他们带来的成本损失相对低。”
谈到我国一般居民的购买力不断提高，他指出，新加坡对生活费的控制良好，不仅通货膨胀率低，也重视提升生产力。其中，小贩中心在控制生活费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除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的教育、医疗和交通也是国民负担得起的。此外，我国也非常注重员工技术的提升和技术的配对。
根据西欧八个城市的个案报告，欧洲尤其是上述八个城市一般居民购买力下跌的一大原因，正是工资下滑或停滞。
报告分析，一般居民购买力低，企业将难以获得盈利，并会为了缩减成本而裁员和减薪，促使情况恶化和造成经济下滑。如此一来，居民可能走上街头抗议，如同法国、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情况。因此，政府有必要探讨逐渐提高实际工资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