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大厂”进驻新加坡,上演抢人大战,内附新人起薪一览

48天前     20,031

前公务员叶佳惠(化名)今年初离开服务了九年的政府部门,“下海”到一家中资“大厂”。

叶佳惠经营著跨国婚姻,育有一名三岁孩子。她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跳槽并不是冲着薪水待遇,而是为了换一个环境,希望工作时间更灵活、能更好地兼顾家庭。

中资“大厂”进驻新加坡,上演抢人大战,内附新人起薪一览

疫情期间,叶佳惠的公司一度允许员工跨国远程办公。她说:“如果我先生须要回韩国办事,我可以向公司申请在韩国远程办公两个月,以前的工作不大可能。”

在中国,互联网巨头财力雄厚、开出的薪资待遇高、招聘规模大,是劳动力市场最有力的竞争者,被称为“大厂”。

2020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以及爱奇艺先后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作为走向国际市场的桥头堡。这些中资“大厂”大举进驻新加坡,刺激了新加坡人才市场流动,掀起一场“人才大战”。

早在2020年字节跳动正式进驻新加坡前,就有消息称,这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计划三年内在新加坡投资数十亿美元,并招聘数百名员工。

《海峡时报》今年2月报道,字节旗下的TikTok在新加坡设立了800个职位;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Lazada则有300个职缺虚位以待。腾讯也在为业务发展经理、产品设计和营运经理、数据分析师、软件工程师等超过100个职位大手笔招兵买马。

庞大需求 推高毕业生起薪

根据科技业工作配对网站“NodeFlair”的数据,进驻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开出的薪资配套通常高过业界普遍水准。

以刚毕业的初级软件工程师职位为例,业界起薪仅为3000元(新元,下同),而腾讯公司类似职位的起薪高达6800元,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类似职位起薪约为6596元,该公司一个实习生的薪水也达到4800元。

若以资深软件工程师一职为例,阿里巴巴旗下Lazada起薪约7000元,TikTok起薪高达1万元,而业界普遍起薪仅为5250元。

科技行业人才需求旺盛,推高了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起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毕业生就业调查(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去年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为例,其基本薪水中位数高达5800元,较五年前增长约三成,赶超传统高薪领域的医学和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各大专业中位居第一。

为满足业界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新加坡公立大学在2020年开办的信息及数码科技本科课程学额增至3100个,是2010年的四倍左右。该学科学额在大学本科学额总数占比也从10年前的7%,增至前年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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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互联网企业 高薪挖角

这些中资互联网企业在锁定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同时,也会透过猎头从其他公司高薪挖角。

软件工程师李梓萌(化名)去年7月冲着“大厂”的名气和20%的加薪,离开一家已经工作五年的新加坡企业,跳槽到中资互联网企业。

他受访时说:“当时听一些过来人透露,中资‘大厂’给的薪水还是比较高。”

新加坡互联网猎头公司哒哒咨询(Dada Consultants)创始人黄奕舒告诉《联合早报》,过去三四年,整个互联网科技行业的薪资水平确实被抬高不少。但他也强调,这是整个行业助推,并不仅是因为中资企业,“像谷歌这样的美国互联网巨头,薪水比中资企业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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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猎头公司哒哒咨询创始人黄奕舒:大型科技企业的进入,把先进的生产力、技术和理念带进新加坡。(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刘碧琴受访时也说,和其他外国企业一样,中资巨头进入新加坡确实给新加坡公司带来更多竞争,“现在是求职一方的市场,新加坡更是如此,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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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刘碧琴:和其他外国企业一样,中资巨头进入新加坡给本地公司带来更多竞争。(档案照片)

除了薪水原因,一些人也看好中资互联网企业给个人简历带来的“镀金”效应。

李梓萌坦言,涨薪水是他跳槽的一部分原因,这些知名互联网企业本身对他就有很大吸引力。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平台为自己的工作经历增值,让简历更丰富。

刘碧琴也指出,人才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薪水,还包括奖金、培训、技能提升、灵活的工作安排、项目的趣味性,以及高级的头衔等。

离开政府部门后,“误打误撞”进入互联网风口行业的叶佳惠,对目前工作的灵活性感到满意。她举例,如果晚上11点开国际会议,隔天早上就不一定要9点开工,“只要把须要做的事情做好,公司在时间上不会卡得很死”。

互联网科技行业掀起的人才抢夺战,延烧到许多行业,甚至波及到一些原本很受求职者青睐的跨国公司。

一家全球知名汽车品牌新加坡分公司供应链部门经理刘岚(化名)受访时说,过去两个多月,她所在的部门人手流失三成,在这些离职人员中,有一半是去了知名科技公司。

抢人大战波及 跨国公司

“这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刘岚无奈的说,公司一直在找新员工填补空缺,但迟迟没有合适人选。

她说:“有时我们刚通知面试,就被告知求职者已经拿到其他公司的offer(录取通知),不来面试了。”

面对员工难找,刘岚的公司只好以内部调岗的形式,把一些员工从其他国家的分公司调到新加坡短期工作,但由于疫情带来的出行不便以及其他国家也存在人手短缺等问题,这样的内调也越来越来难。

不过,刘岚的公司暂时并没有考虑调整薪资同科技企业竞争。她直言,如果为了留住人才硬和科技巨头拼薪水,对公司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

科技企业进驻 带来“大礼包”?

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科技行业,给新加坡人力市场带来激烈竞争,但受访业内人士和学者认为,短期来看这会产生一定压力,但长远上则给新加坡带来了更多契机。

经营猎头公司的黄奕舒以自身经历为例指出,过去两年,由于很多企业因疫情裁员甚至倒闭,他的公司生意也随之黯淡,“如果不是这些互联网巨头这两年大规模进驻,我的公司也很难撑下去”。

他因此认为,中资互联网企业进驻新加坡带来竞争只是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大厂”的进驻,在疫情寒冬下为新加坡中小企业带来的新机遇。

黄奕舒说,正因为有了这些“大厂”,新加坡小公司才有了更多融资、合作的机会,“小公司是傍著大树成长起来的”。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王砚波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也指出,短期来看,激烈的人才竞争推高薪水,也会让新加坡的物价、房价上涨,给新加坡带来负面影响;但长远看,中资企业带进的人力资源,对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大的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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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王砚波:中国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向东南亚拓展是大势所趋。(受访者提供)

他说:“这不仅仅是这些人才本身,还包括他们带来极其丰富的商业知识,以及在全球各个角落打拼的经验。”

黄奕舒也认同说,无论是中资还是美资,这些大型科技企业的进入,弥补了新加坡技术上的不足,把先进的生产力、技术和理念带进新加坡,给新加坡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会。

不过,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这两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去年年末开始爆发的裁员潮,规模超出了前几年,快手、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多家头部企业,先后被曝大规模裁员。

中国官方针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风暴虽然告一段落,但这个行业在中国的整体光景已大不如前。

王砚波分析说,中国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向东南亚拓展是大势所趋,而互联网企业涉及的数据隐私性问题以及中国官方对资本的监管,加速了这种趋势,制度完善的新加坡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落脚点。

至于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裁员潮,是否会波及到设在新加坡的区域总部,黄奕舒观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迹象。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走势,“如果金融危机真的来了,哪个行业都逃不过”。

同为中资“大厂” 工作体验大不同

中资互联网企业开出同样丰厚的薪酬待遇,但不同的“大厂”,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可能截然不同,这也是许多求职者最后作出不同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NodeFlair”最新报告显示,除了诱人的薪水,工作环境、专业氛围、公司文化也会影响人才的选择。近年来进驻新加坡的一些中资互联网企业,也在管理风格上向跨国企业靠拢,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叶佳惠对此深有体会。她说,虽然新东家是中资背景的科技巨头,但由于管理层和企业架构的国际化、本土化程度较深,公司运作模式和企业文化更像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她坦言:“感觉不到是在一家中国企业做工。”

叶佳惠认为,工作到一定阶段后,薪水不是一个主要考量,更多人会更在意公司的文化氛围,比如是否尊重个人空间,是否能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能否给予员工足够的福利让他们感受到被照顾等。

她透露,为了显示对员工个人空间的尊重,公司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求非紧急事务尽量不要在非工作时间联络员工,如果遇到紧急事务,也须要向员工解释清楚并表示抱歉,“而且不要认为那个人一定会马上回复你”。

但并不是所有在这场“人才大战”中跳槽加入中资互联网企业的人,都能适应新的企业文化。和叶佳惠的体验不同,憧憬“大厂”的李梓萌在中资互联网企业的经历却没有这么顺利。

进入新公司两个月后,因为不适应企业文化,李梓萌毅然选择辞职,重新回到老东家。好在因为市场行情普遍被推高,他的老东家也给出了和中资企业相当的薪资配套。

李梓萌总结离职原因时说,一是工作节奏不对路,二是公司文化不适应。

由于工作上需要和总部对接,李梓萌的工作时间基本与中国总部同步,日常的工作会议往往会安排在晚餐后7时才开始。更让李梓萌不习惯的是,很多会议没有框架和时间表,话题无限延展,常常持续到晚上9时甚至10时才结束。

中国互联网企业一度盛行的加班文化、狼性文化等近几年备受诟病,中国官方去年提出“纠偏畸形加班文化,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后,包括字节跳动、快手等互联网企业相继开始削减强制性的周末加班。

李梓萌说,新加坡分部的工作时间并不存在“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的情况,但是晚餐后开会的安排就是变相挤占了原本属于个人或家庭的时间。“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各种组会或评审会,家里最需要人照顾孩子的时间,我却被钉在办公桌旁,听着外面孩子大哭大闹,啥忙也帮不上。”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李梓萌认为,“大厂”的愿景固然美好,但如果要在家庭方面作出如此大的牺牲就不值得。他说:“或许这更适合尚未成家的年轻人去拼一拼;对我而言,从此就断了再进中资‘大厂’的念头。”

文: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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