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上课讲华语,居然被罚款

2019-04-23     3,993

2018年3月23日,晴。

这天傍晚,我们1982年2F班的近20位老同学与当年的级任叶文慧老师在久违的校园重聚。许多同学自1984年底会考之后没再见面,有些甚至1983年中三理、商分流之后就极少见面。屈指一算,少说也有30年出头了。

在新加坡上课讲华语,居然被罚款

3月23日的老同学聚会

分别时还是毛头小伙,这次见面时都已年届半百。少年同窗,久别重逢,很快就发动每人简单介绍自己别后经历。

在新加坡上课讲华语,居然被罚款

于是,大家围着圆桌,轮流自我介绍。酸甜苦辣,略过不表。

约莫说了七八人,轮到潘博奋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全在说英语?我根本没有想到。”

是的。别说博奋没有想到,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其他大部分同学大概也都没有想到。

80年代初的华中,虽说是中英并重的特选中学,实际上主要仍是华校文化。

当年在校园里很少听到英语,上课除外。上英文课时,老师还特别定下规矩,同学如果讲华语,要被罚款。有时上科学课或数学课时,我们调皮不听讲,个别老师还会放弃很官方的英语,而改用华语来劝诫我们,比较接地气,确实有些“动之情,晓之理”的作用。

1979年推行双语政策,让我刚好赶上了。我小学念的是崇本女校(后来也招收男生,但校名未改,成了我在华中念书期间的一个笑柄),原本是传统华校,但是那时已经做了部分改革。我们当时念的是华文第一语文(CL1)和英文第二语文(EL2),而且周会、运动会等活动,一律用华语,连校歌和校训也是华语,这点与传统华校一致。但数学和科学已转用英文教授,与英校一致。因此,那时期的崇本,实际上是处于华校与英校之间的一种状态。

小学时,我比较用功读书,而且父母管得紧。1980年参加小六会考,成绩很好,进了华中的特选课程。

进了特选课程之后,马上迎来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个挫败——EL1。

从小六的EL2,跨到中一的EL1,打个比方,并不是个平缓上升的缆车,而是极速升空的火箭。一进课室,老师讲课一半是听不懂的,另一半是似懂非懂。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讲filial piety(孝道),其中讲了一句“we must respect our parents”,我把”respect”(尊敬)当成了“expect”(期待),一直很纳闷老师为何不把话说完,究竟我们应当从父母那边期待些什么?一边听课一边纳闷,后面的课就更听不进去了。

很快的,对英文的信心和兴趣完全被粉碎,加上那时父母鞭长莫及,我自律很差,开始自暴自弃。首先是英文作业不做,每次要交作业时,就骗老师作业本忘了带,老师于是让我隔天带来补交;隔天肯定还是没交,老师问起,我就说已经放您桌上了;再过几天,老师说你还是没交,我说肯定已经放您桌上了,大概是不知为何弄丢了。就这样,不了了之,到贩卖部买本新的作业本,下次作业再说。

还有个致命大杀器是假期课外读物。当时老师布置的假期读物,是一本本真材实料的英文短篇小说,如海明威《老人与海》。我读了几行,就遇到生字,再读几行,又是生字,翻到最后一看,一共92页!金庸武侠小说一套四本我要读完根本没问题,而且还很享受,英文小说别说四本,连四页都读不下去。在华中几年,没有一本英文假期读物是好好读完的,更没有一次是老老实实把读书报告写好交上去的。

当时英文考试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作文,一个是理解问答。作文一般还好,高分是不必指望,但及格没问题。理解问答就得看运气了,如果遇到比较容易懂的篇章,及格还是可以的,遇到难一点的,或是生字多一点的,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在英文课时有时会玩拼字游戏Scrabble。这当然也是创意教学方法之一,但我当时一听到玩Scrabble就知道这节课是地狱,因为我词汇量太少,怎么也拼不出字。当时华中还特别安排英文差的学生集中课后补习,并与传统英校合办英文浸濡营,安排住进军营,营里规定只能用英语,集中几天活动,尽可能让大家有个讲英语的环境,但实际上效果不佳。

就这样,每年年中和年底两次英文考试,一定是一次及格,一次不及格,两个平均起来全年成绩勉强及格。一直混到O水准考试,EL1考了C6,也算是祖上显灵了。

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是特选课程学生,教育部允许我们在中三年底参加CL2和EL2两门O水准考试。别看平时被EL1折磨得死去活来,中三年底考起EL2倒是不费吹灰之力,过关斩将,A1轻松到手。CL2更不在话下。由于报初级学院可以选成绩最好的五科参加报名,EL2的这个A1实在为我考进华初立下首功。

无论如何,我当时EL1水平一般,一直到服兵役时还是如此。在新兵训练营时,有一次笔试,写伤兵如何救治。笔试之后,排长把我叫了去,说你写的步骤都对,可是你为什么把casualty(伤兵)写成custody(拘禁)?

我英文水平的提高,恰恰发生在我念中文系的那几年,很多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选修翻译。翻译习作极多,不但课堂上有即时作业,每周作业量也很大。当时两类翻译,一是中译英,一是英译中。英译中的时候,任何句子看不明白,根本无从下手,只好老老实实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慢慢地就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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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几年,回到国大念MBA,倒发生过一次趣事。我为了赶学分,有一次选了中文MBA的《运作管理》这门课。没想到这门课是用数学来作运作管理,教授在课堂上用的数学术语我完全听不懂,什么“系数”、“函数”、“值域”…… 根本是鸭子听雷,毕竟我从小学数学就是以英文教授的。后来,问问身边的中国同学,才知道这些都是自己本来就知道的概念,只是不知其中文名。时光似乎倒流到了华中时代,只不过现在听不懂的是中文。

在1982年2F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像我这样的小学华校生,另一半是小学英校生。我记得当年上英文课时,有这么两三位同学也似我一般痛苦不堪。一直到2018年的这次聚会,大家回首往事,我才赫然发现三个事。

一是,其实痛苦不堪的小学华校生远远不只那两三个,而是几乎人人都有从EL2到EL1的痛苦回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自暴自弃。

一是,痛苦的不只是上EL1的小学华校生,上CL1的小学英校生也感觉痛苦。一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华文测验考了17分,万念俱灰。

一是,我们班上学霸方月光,中二年底,英文老师Miss Jain就游说他父母,说方英文极好,华中的华校环境对他毫无意义,于是积极推动他转校到莱佛士书院。他父母听从了安排,中三未开学就让他转校。方月光后来在莱佛士书院毕业时,囊获了除理科之外的所有第一名,举校震惊。方月光后来在事业上相当成功,2011年大选还以反对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有意思的是,不少小学英校出身的2F同学至今认为自己是华校生,因为受过华中的浸濡——不仅仅是CL1,而是自强不息、饮水思源、己立立人等价值观。另一位同学直接说,“一日华校生,终身华校生”。

(与当年的班主任阔别三十多年后重逢)

我们这代人,相对比我们早十年、晚十年的人,是十分幸运的。幸运于我们刚好在双语政策过渡期。

与前辈比,我们至少在小学就接触英文教学的数学和科学,虽然后来学习EL1吃力,但至少数学、科学等课目并没有因为教学语言的变更而遭受巨大冲击,对同学们的学习影响并不大。英文,曾经让多少前辈吃了大亏,而到了我们这代,虽然也有人吃亏,但总体上终究是安然无恙的。

与后辈比,我们当时的CL1水平还是可以的;即便是当年小学英校背景的同学,经历过四年CL1和华校文化环境的浸濡,他们今天的中文水平大概比子辈的“高级华文”还高一些。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双语政策最大的得益人。

至于为何2018那场聚会上大家自我介绍时都用英语,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在介绍自己过去30余年的动向,尤其职场动向,这些用英语比较方便。而在自我介绍前后的聚餐胡侃,大家不还是都用的华语吗?

因事制宜,转换自如,恰恰见证了双语教育的成功。

许振义,1985年华中毕业,1987年华初毕业。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职于政府、企业、商会、大学。2011年创办“新加坡眼”。

在新加坡上课讲华语,居然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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