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看香港和新加坡

2019年09月02日
现在来看看香港和新加坡

财阀通过港英时代的权钱交易、钱钱联姻,特许与股权,控制了金融系统、公共事业系统,以及大部分的商业领域。人们的工作机会、水、电、交通、住房、药物、医疗和金融服务,以及日常必需品(零售),都是财阀的生意范围。 单个资本也许不能控制全部,但只要是有持续、稳定的收益的领域,几乎都笼罩在某个资本的身影之下。而这样的资本屈指可数,这少数人的身份都是一致的——财阀。

一个普通人,很可能是这样生活的:他在财阀的企业工作,工资存入财阀控制和占股的银行,用于购买或租住财阀建造的房屋、水、电以及交通服务,生活物资从财阀经营的零售超市采办,生病了到财阀经营的药房买药。甚至连居住地周边的商业生态,也是按照财阀的利益设计的——比如你需要过马路,天桥会直接把你送进一个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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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香港市区的天水围,是一个巨大而密集的公屋群。财阀占据了中间的核心土地,建造了私人住宅区嘉湖山庄,环绕嘉湖山庄的公屋是与之隔绝的,住公屋的穷人不允许进入富裕者的区域。 嘉湖山庄内居住的富裕阶层是有消费力的,但内部商业直接由地产商包办,穷人无法获得他们的“涓滴”。港英政府与地产商还订立过一份不公开的约定,限制公屋社区的商业设施规模,以保证嘉湖山庄内商业设施的收益。

所以,偌大的天水围几乎没有什么沿街商铺,如果一个住公屋的人想要做一点生活配套的小生意,合法的形式是去一个由地产势力控制的叫“领汇商场”的地方租用商铺。

昂贵的租金阻挡了穷人,连锁店更容易占领机会,而连锁店的所有者经常又指向财阀。穷人只能忍受数小时通勤,去市区打工,并且把收入花在财阀经营的交通、零售的生意上。因为民生艰难,这里沦为一个罪案尤其是灭门案多发的“罪恶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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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自由港,经济自由带来社会自由,因此也是一个自由社会。坚强的社会商业结构,是由行政特许和其他上层利益交易形成的。换句话说,这种市场自由是以市场不自由为基础的。 资金的进出自由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制度后盾,因而这是自由最根本的内容,由此李兆基可以早早地在美国买进数万套房子,李嘉诚可以迅速把投资转移到英国。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如此巨量资金,这种自由与之何干?

财阀控制,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种除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辛苦、利薄的行业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让渡”,政府能力被弱化,必须看他们的脸色。

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开始突击作业,推动香港“民主自治”,一方面创造渠道让财阀势力得以直接进入或在幕后操控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此时已经不用对香港社会负责任,为了自身利益进一步建造一个弱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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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民主最早的实践者的英国,太了解民主的实现条件了。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维持制度运转所必须的秩序。没有秩序,民主就意味着混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相同点是有充足的财力,能够维持从军队、警察到监狱的一整套强大的暴力机关,让民主不会脱轨。

深谙此道的英国,在离开前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削弱政府,一方面推进“民主”。那么,当共识被抛弃时,谁来捍卫秩序和法治?

不一样的新加坡

自由市场必然带来财富的集中,平衡的手段就是强大的政府干预。

强大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公共支出对弱势人群进行转移支付。但富豪们热爱香港的重要原因,是这里低税,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通过金融工具或其他避税手段转化为免税收入。这让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

近在咫尺的对比就是新加坡。它和香港一样是一个城市社会,但李光耀建立的强势政府,给人民提供房屋、医疗、教育、交通等优质且相对公平的保障,让财阀无法生存,更不能挟持政府。这就会让人们的负债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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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被财阀影响或控制,普通人的负债感——一睁眼就要急切地去寻找货币的身不由己感,就与控制程度成正比。负债越多,人就会在行为上“老实”,因为无暇他顾;但也会在心理上怨恨,因为起早贪黑、腰酸背痛仍然无法摆脱负债重压。 因为财阀的控制是无形的,又是合法的、基于现代契约的,缺少抽象能力的一般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和自身生活的关系。怨恨需要出口,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概念,同时也强调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其中一项内容是“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于是一般情况下反抗都是指向政府。

然而在香港今年的乱局中,那些街头抗议者不但手段错误(暴力),对象和方向也是错误的。如果诉求真的源于艰难的社会生活,那么作为攻击对象的政府事实上和“示威者”应该是联盟关系;而诉求方向非但不应该是所谓“民主”,而应该通过法治方式强化政府,把被侵占的公共权力收回来,使政府有能力保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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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2005年就曾忠告香港人:民主对你们来说太抽象了。

因为手段、对象和方向的错误,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如果诉求获得部分回应,政府进一步削弱,还会巩固造成民生问题的真正根源。

东亚、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的财阀势力的形成,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从殖民地到独立或回归的前后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全社会一同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基本政治、社会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掌握金融、产业的人,可以通过腐败等方式,让制度对自己有利。所以今天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制度,常常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不断修正形成的。财阀势力的巩固和扩张,与制度的“完善”同步,这事实上是通过经济绑架进行政治绑架。

民主是好的,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不撼动基本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深化问题。这已经被许多经验论证过,也还会继续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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