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佛士1819年登陆前,华人早已在新加坡生活

2019年11月05日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医院附近的石叻村龟仔山顶度过,时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龟仔山早年是座坟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纪初先辈为祭祀及管理这一带坟山而建的祠庙。

莱佛士1819年登陆前,华人早已在新加坡生活

新加坡最古老华人庙宇恒山亭位于石叻路村口,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义山管理机构。(档案照片)

龟仔山上的古坟,属于恒山亭坟山的一部分,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坟山地带,当时山上古坟已多是无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时代,长满乱草的坟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们经常活动之地,满山道光和咸丰纪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乱草之间,有几个雍正和乾隆纪年的墓碑!

当时华文还用繁体字,因为字体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乾隆”(干字繁体为干),被大人嘲笑纠正,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丽的呼声广播王道讲古,说过的吕四娘夜取雍正人头报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见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学前,我已在龟仔山的古坟墓碑上认识雍正、乾隆,及道光咸丰这些“古字”。

这些记忆中的古墓,说明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前,本地就已有华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可惜这片坟山60年代中期清理时,未留下任何记录。

早期华人移民的记录

有关华人和新加坡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书中记录龙牙门提到的“ 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发掘,也显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与中国已有贸易往来,故当时有华人落户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属正常。

但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的人物身份记录。

黄尧《星马华人志》称早期市区“山仔顶”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谢”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义顺村附近也曾发现明代古墓。

但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证,所谓明代古墓虽有墓碑拓片,但据碑文“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应为反清复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迟至晚清,非明墓。

近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华人古墓,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坟墓。

据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侧的龟仔山墓群中”(又是龟仔山!)发现的,当时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资将它迁葬“武吉知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发现。

这个记录,已被2012年新发现的两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们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吴安全兄弟所发现,墓主人分别是邱其连、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还早四年,遂成为目前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莱佛士登陆后第10年,故无论邱其连和洪斌老二人何时来新,依去世时间,都应属开埠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开埠前的华人移民

关于新加坡开埠前的华人移民,主要记录有:

一,天猛公的说法。

1819年1月30日,当莱佛士与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后,威廉·法夸尔的副官纽波德上尉问天猛公,本岛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员回答,当时岛上的居民约有150人,有马来人及海人,亦有约30名华人。

这段英国人记录的“150人荒凉小渔村论”,多年来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来学界已多方论证当时岛上人口其实远不止此数。

但即使只依该记录,也证明早在莱佛士到来之前,就已有30名华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尔中校(W. Farquhar)的说法。

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三州府纪录》卷L之11有两则记录,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致给莱佛士的秘书赫尔中尉(Lt. I.W.Hull)的报告书。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报告书说:“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蜜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旷地,都未开发。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这甘蜜园是我们未来新加坡前便已开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又说:“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丘。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前拨给的。”

这两份报告书清楚说明,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有不少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

假设这20块园丘地由华人及马来人各占一半,每块地只颁给一人,则在英国人来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他们已非无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园主。

三,《三州府纪录》卷之六记载土地局土地买卖簿册。

这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土地买卖登记,记载1822年5月10日,英国印地安那号船长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华人购买史丹福山周围三块甘蜜园,他们分别是,陈源夏(Tan Ngun Ha),园地在山之西面;陈亚鲁(Tan Ah Loo),园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园地在东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译)。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丹福山(后随柏尔上尉姓氏改为珍珠山,Pearl Hill)几乎全部都是陈源夏、陈亚鲁、王瑞三人经营的甘蜜园,而且均于英国人未来之前便已拓殖。

据档案馆前馆长林孝胜从上述华人名字在档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测陈原夏与陈阿鲁是福建人,王瑞为潮州人,他们是目前有姓名记录的三名开埠前华人移民。

但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仍是开埠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清初移民的出现

多年来未能在现有史料中见到任何与雍正、乾隆年间华人移民本地的明确资料,我童年记忆的疑问,始终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没想到答案却“藏”在中国民间的族谱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者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曾在泉州晋江侨乡收集80部族谱,进行研究。后来学者专家继续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收录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县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谱和家谱。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族谱中,发现不少当地人在清朝时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贵资料。

最重要的是厦门大学学者李勇,在福建晋江《鳌岱柯氏族谱》所发掘的两则记录:

一,“则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则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记录说明,早在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两位福建晋江人柯则美和柯则盛,已经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发现有姓名身份记录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

若按华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规律,以20岁计算,他们二人约当分别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来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东熙王氏族谱》中,还有两则记录:

一,“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这两记录,明确写明两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后于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属于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晋江专区侨乡族谱中,学者也发现乾隆、嘉庆年间,南安、永春地区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记录,其中乾隆年间(1736 -1795)有六人,嘉庆年间(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许多就是“葬实叻”。

这些族谱只是闽南部分地区的民间记录,未能代表全闽及粤潮琼等华南各地的历史全貌,但仅此就足以证明,在新加坡开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晋江、南安、永春人南来新加坡并安葬于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为“新加坡虎亭”,虎亭应为地名,但也显示当地应有一座称为虎亭的坟地山亭,说明当时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坟山组织与建筑。

此外,1828年恒山亭新庙落成后四年,1831年该庙前还发生有人被老虎杀害的新闻事件。我童年时就曾听村里老辈说该庙为一“虎穴”,这说明恒山亭周围原是老虎出没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恒山亭原来的名称?只是年代久远,只能联想揣测,已经难以确定。

华人移民年代提前

莱佛士1819年登陆前,华人早已在新加坡生活

曾悬挂于百年古庙天福宫内的乾隆十年古钟,是本地早年移民文物,现已归中国厦门华侨博物院收藏。(杜南发摄)

1983年本地学者庄钦永在百年古庙天福宫内的观音殿,发现一枚古铜钟,钟上志期为“乾隆十年”(1745年),由于天福宫落成于1840年,这个乾隆古钟的来历也就成为谜团,人们多认为它是新加坡开埠后,才被人带来本地,供奉于天福宫(这件重要文物已于2004年成为厦门华侨博物馆珍藏)。

查道光年间出版的《厦门志》卷一五风俗条,就有雍正、乾隆年间,厦门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记录。记载称:“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吕宋、苏禄、实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这项记载,加上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确实证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的事实,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宫内的乾隆古钟,及我童年在龟仔山上所见的雍正与乾隆纪年古墓,显然就是部分早期华人移民的遗迹。

特别是自福建地区族谱里的新发现,由于族谱是比家谱更正式的宗族记录,入谱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记录不少,互相作证,更可将华人移民本地的确实年代,提早到莱佛士开埠前逾百年。

这项新发现,不但填补一段历史空白,也证明我童年记忆中在本地见过的雍正、乾隆纪年古墓,确实曾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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