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英国的背信弃义,新加坡丢掉激进的民族主义,化险境为机遇

2019年12月09日

新加坡被迫与马来西亚完成分离后,并没有出现其之前所预测的苦难经济时期,相反由于其领导层的励精图治和实施的正确的经济政策,适时有效的抓住了整个60年代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工业化突飞猛进、就业率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然而就当新加坡信心十足、高歌猛进之时,其原宗主国英国的一个决定却让新加坡再次陷入恐慌和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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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在刚刚过完新年元旦之际,英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撤销位于新加坡境内的所有军事基地和武装人员,新加坡上下对此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

按照《英马防务协议》,新加坡的防务得到了英国的保障,既英国与马来西亚共同承担对新加坡的防务义务,但新马分离后,马来西亚逐步撤走了位于新加坡境内的军事力量,仅仅承担了少量的海岸巡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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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英国承担了新加坡90%以上的防务任务,此时的新加坡仅仅只有两个老旧的步兵营,一个创建于1956年,一个创建于1962年,人数在一千人左右,配备老式的英军装备。

同时,还有少量的志愿炮兵和装甲兵中队以及一支由50余名军官和一千多名工程兵所组成的工程兵部队,原本还拥有一支海岸巡逻队,但在新马分离后,这支巡逻队被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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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初,新加坡其他高官称建议建立一支独立精悍的精英部队以维护新加坡的安全,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内经济,不应该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的军备之中,他认为新加坡应该依靠《英马防务协议》,依靠英国到全球军事力量来保证新加坡的安全,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同意了在新加坡实施《国民兵役制》,这一制度能够让新加坡以最小的发挥建设一支相当规模的防御力量。

到60年代末时,由于国内经济出现下行情况,英国在维护海外军事基地方面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在内阁和议会已经数次提及要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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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光耀曾多次前往英国进行游说,并详细阐述新加坡对于英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但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国实在难以承担对海外更多军事基地的供养,最终在没有与新加坡商量的情况下,于1968年宣布将分批次从新加坡撤离。

消息一出,新加坡举国震惊,这不仅意味着新加坡的防务从此出现空荡,要知道当时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冲突刚刚降温,一旦冲突再起,新加坡必然成为冲突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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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分布于新加坡各地的英国军事基地,直接解决了新加坡近20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其间接相关产业难以计数,占到了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其撤离,不仅这20000人将面临失业问题,无数配套产业也将因此而受影响。

新加坡在得知英国的这一决定后,第一反应是极为激烈和紧张的,他们的许多高官在第一时间提出对英国实施报复性措施,如退出英镑区,对英国航运企业征收高额税费等,很明显这些措施最终无疑会是两败俱伤,且新加坡并不能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延续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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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政府及时纠正了这一暗流中的情绪,他一方面说服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向英国施压,另一方面赶赴英国与英国内阁、商界进行交流,并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李光耀的努力虽然没有让英国撤销其撤军的决定,但却为新加坡争取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帮助。

如英国承诺在撤军前向新加坡提供一揽子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5000万英镑的软贷款,这其中25%为免费赠送,帮助新加坡政府建立防控体系和保留各类军事设施,这些东西总价值预估在2000万英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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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之后,新加坡上下形成共识,不再把经历和时间放在对英国的谩骂和责难上,而是充分利用英国的临别遗赠,尽快将其纳为己有并最大限度发挥其最大价值。

这其中既包括英军之前所占用的优良地产,还包括一大批原本在军营内的优质的学校、医院、住宅、运动设施等附属的生活设施,还包括一些高技术设备,如设备齐全的海军船坞、石油勘探平台等,这些为支撑新加坡后来长足发展的造船业和石油勘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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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正是在李光耀的带领下,迅速从愤怒的民族主义中抽身,化险境为机遇,一方面团结了新加坡人,让新加坡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设起了极为完善的国防体系,另一方面又让新加坡能够从英联邦体系中获得最大利益,使新加坡能够在保持政局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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