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2020年03月06日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作者 | 郭振羽教授

郭振宇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创院院长、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知名的传播学学者。出生于中国福建,成长于中国台湾,1972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73年移居新加坡。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2016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李光耀先生要压制方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深信方言对华人社群、华人社会的整合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从十九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不同省籍的华人,帮派之间,有很多冲突,甚至于流血械斗,经过了许多时间的努力才慢慢融和。以华语弥平分歧,融合华族,是李光耀语言政策的一个重点。

大家容易忽视的是,李光耀生前最后一次就语言问题发表谈话,是2013年8月在他的选区国庆晚宴谈话。他引述美国心理学家研究结果说,同时教导两或三岁小孩多种语文并不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混乱。“美国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尽早教孩子更多语文,孩子掌握这些语文的机会就更高。”(早报2013.08.17)这段重要谈话是不是表示他老人家最后修正了他对语言学习“零和”关系的看法?如今斯人已逝,我们是无从查证了。

问:您刚刚提到方言文化与高一层的华族文化。请问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特定移民社会里,方言在保存与传承华族传统文化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讲这个问题,要先知道方言对新加坡社会,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定位在哪里,方言的重要性在哪里。从根本来讲,新加坡华族文化向来都是经过方言文化演变过来的。民间习俗信仰等等,都是以方言为载体,延续传承下来。当然这中间,延续下来之后有时会调整,有时有变化,这都属文化演变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是以方言群方言文化为基础的。这在人类学社会学上,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

在小传统之上,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就是孔孟思想、文学、哲学等等,层次比较高的。都是经过文学、经过哲学、经过教育,经过高级知识分子来承传下去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到新加坡来,进入报馆、学校,包括短期来的,譬如巴金、郁达夫等等。有些来了之后,因种种原因,也许就长期留了下来。这些人把华族文化比较上层的,所谓大传统带过来,作用最高,贡献最大。不过外来的人才流动性很大,要让文化在这边能够生根,能够成长,当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华校生。但是长年以来我们的华校教育基础不够,一直到南洋大学成立,才开始建立基础,才出现一个高潮,高潮就在南洋大学。当南洋大学成立,聘请到一批早期从中国出来(包括来自台湾)的学者,开启了海外中华文化的教授和传承。当年有这批老师辈传授下来,累积到足够的基础,就可以开始慢慢发扬光大。只可惜后来南大关掉了,新加坡就很难维系刚刚冒芽的本土华文传统,没有办法再传到下一代了。

而以方言为载体的小传统,长时间在本地华社将近两百年的历史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基本上当年华族文化靠的就是这个小传统。把这个基础拿掉,就有危机了。

讲华语运动的结果是打击方言,那就把小传统削弱了。与此同时,政府也很希望把大传统带进来。所以当时也提倡儒学教育、儒家伦理,这其实也是希望把传统文化的上层建筑建立起来。可是,这么做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基础已经削弱了。

再往前看,我要提到新移民的参与和贡献。这个课题到现在好像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我觉得九十年代之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未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发展,会发生重要作用。这批新移民有其文化背景文化素养,有不少人多年来已经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化活动,做出贡献。新加坡华族人口在50岁以上还有一批所谓的华校生,50岁以下就有了断层,而且逐年减弱。而补充接续这个断层的,正是90年代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以说是延续中华文化的生力军。

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郭振羽教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多来自北方,跟原来这里以闽粤文化为背景的华族人口,不免有点距离,对近年新加坡要强调的本土意识本土认同,必然是一冲击。新旧华族人口的互动和交流,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如何融合,对华族文化长期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是一两百年来中国文化本身的历史进程。新加坡和大中华地区的交流交往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也是新加坡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将会更趋加深。这方面的交流一向来新加坡是接受的多,回流的少。只有在大众文化上面,所谓流行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占一席之地,虽然有限,却极有意义。

问:政府当初显然是以双语教育政策做为推广华语运动的理论根据。您曾在1986年说过,“双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双文化’的学习,也就是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精髓的吸收,必需有深度地去学习。”回顾近四十年的讲华语运动,您认为我们在培养双文化人才方面有了哪些具体成就?或在政策上有哪些不足?

答:记得吴作栋总理是在1993年才提出双文化这个的政策,我倒是更早就有此议。早期的双语教育失败的地方是只重教学,不懂教育。重视的都是在学华文,要认识多少字。考试是考什么呢,小学一年级要认识多少字,二年级认识多少字。因为有这个要求,学生就要很努力、很痛苦地过这个关。到最后既不懂文化,也不会欣赏文字,这是它失败的地方。之后政策上其实有调整,有浸濡,以各种方式提升学生对文化的认识。当然讲到最后,新加坡还是太重视考试成绩。我的学生有不少是特选中学出来的。毕业三年四年之后,华文书华文报都不看了。他考试过关,华文成绩不错,已经很高兴了,生活中再没有华语华文的影子。

不过,我还是要肯定李光耀先生的贡献。过去这几十年,要是没有他全力推动华语,华语的地位会更糟糕。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有不同意见。内阁里面,所有比他晚一辈的,吴作栋这一辈的人,华语都是他逼出来的。我相信对于双语,李光耀是有诚意的。你不能说,他打击方言,也说他打击华文华语。但是他的认识只能到这里,也有现实的考虑,结果只能推动华语无法推动华文,最后只能讲不会写。这些是他面对的限度。如果说他的目标是希望新加坡成为一个完全讲英语的社会,那是不公平的。

问:从语言环境的变化来看,方言的没落导致华语的萎缩、影响到华语的整体能量,等到政府也希望把您说的大传统带进来,提倡儒家教育、儒家伦理以建造高层次的华族文化时就有点力不从心。记得李光耀很欣赏杜维明,原因恐怕就是杜维明同意说,儒学可以用英文来传授。这牵涉到的,是语言与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待?

答:这是两回事。一般人,包括华社的主流,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学了英语你就变坏了。学了英文就会吸毒、犯罪、男女滥交,然后说一定要学中文才懂得什么是孝顺、什么是文化。这个论点我很早就表示不同意。

杜维明的话,我是同意的。讲到文化的学习,双文化的学习要是没有学好,就变成半文化,两边都没有学好。我很强调,把英文学好,把英国文学,世界文学、西方哲学这一套弄通,就是一个文化人。绝对不能够说,我懂中文你不懂中文,就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我可以理解杜维明为什么这么说。他也必需这么说,因为他要在本地传授的是儒学。

至于华语华文随着方言同时萎缩,这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受打击最厉害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崛起,社会大众对华语文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开始出现更正面的态度。至于说到现在,对现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人的双语言双文化的背景,我是蛮正面看待的。譬如王瑞杰、陈振声,现在的两位教育部长王乙康和黄志明,还有我们的几位女将,杨莉明、沈颖、刘燕玲。他们的双语程度,比他们的高一辈要强,比李显龙都强。他们的学习过程,真的就是从双语开始学上来的。我觉得他们对语言问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就这一点来讲,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背景,在做决策的时候,比较可以理解到华语的重要性,制定语言政策应该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政治的干预,很少别的社会有这么强势、这么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彻底执行政策。假如政治影响的力量不要那么强,只是作为一个语言变迁的因素之一,民间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做调整,就有自然的演变,这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问:要是没有讲华语运动,没有政府的行政干预,让方言自然演变,方言会不会沦落到像今天这样的程度?

答:我想不至于这样,但一定会减弱。你到中国去,到各个地方去,情况还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方言保留得强一点,有些地方还是不行。特别是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大都会。你到福建去,到永定,到龙岩,方言可能多一点。到厦门,方言用的就比较少了。一个大都会,肯定什么人都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共”的语言。在新加坡的演变,差异在因为有政治介入,所以情况有点受到扭曲。要是让它自然演变,自然有不同的力量在互动,发生作用。

有人说,方言在没落。方言没有了,怎么办?新加坡的华人的方言,在方言的世界里面,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中国还在,新加坡影响不了方言的盛衰。重点还是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地缘会馆要再回中国去寻根,加强联系,都是努力在试图把纽带再接上去。刚才说的方言传统,譬如戏剧,特别是地方戏曲,经常有人把中国的剧团乐团带过来,努力推广推动,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常常说,客家话从世界上消失,那怎么可能?但是你如果拿来跟一百年前,某个社区来比,不论是在新加坡或在中国,那情况肯定是有变化的。

问:事实是方言禁令不时引起争议,一路来也常有希望放宽方言禁令的声音,最近官方连续拍摄方言剧向老年人宣传政府施政,有论者认为这是方言的回潮,您有怎样的观察?

答:有不少以地缘与语缘为基础的会馆,还是在努力保留方言,并推广方言文化。在民间,也还有公民自觉和民间自发的“保留方言运动”。近年来,各个宗乡团体大规模举办世界恳亲大会,办“潮州节”“客商大会”等等,开展历史学者曾玲所称的“宗乡文化复兴运动”。在华语运动的大环境下,这些境内和跨境的努力究竟有何作为,会有何成效,还有待观察。不过凡是有这类活动,也都要注意到它都可能是双刃剑,要注意是否有重整帮派、排斥外人的倾向。

方言近年是不是有回潮的现象?现在每星期五中午电视有一个方言剧节目,以老年人为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松动的象征,但是也很诡异。允许方言节目,理由都是为了宣讲政策。用方言讲政策这是有前例的,沙斯时也是利用方言讲政策,再譬如“建国一代”的优惠的解说。当有需要的时候,部长用方言来解释,这是非常功利性的。虽然如此,在我看来还是有政策性的松绑。特别是到了“后李光耀时代”,少了老人家的关切,或许严厉管制方言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

电视广播的管理机构早在90年代,新加坡广播管理局 (SBA)时 期就成立了一个华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会,我在创立初期就受邀为主席。1996年和2003年的年度报告,委员会两度建议放宽方言禁令。有关方面很快就有反应,表示事关基本政策,不能接受;同时也说要是放松允许一种方言广播,就必须同时允许另五种方言广播。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说必须要播放方言节目,只是建议政府不要去禁止。假如没有观众无利可图,谁会要去做一个节目?现在星期五中午的方言剧节目,要不是政府给钱,谁要去做?

问:讲华语运动推行了三十多年后,李光耀说这个运动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方言,而是英语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语言的趋势。在您看来,讲华语运动应该如何走下去?

答:其实早在1990年代开始,讲华语运动就开始转以讲英语背景的白领阶级为对象。2000年之后,更是集中力量针对年轻的一代,鼓励多讲华语。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和策略可以说是与时并进。讲华语运动推行37年了,今后要怎么走,还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如此长期的运动要怎么结束啊?讲华语运动到底有多成功,甚至于怎样才算成功,都难有定论。我倒是很肯定政府的努力。如果不能成功,新加坡以后就变成一个英语的社会。你看外面那些家庭都在跟孩子讲不三不四的英语,到最后可能就跟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一样。

我在李光耀双语基金会担任董事,一开始是王瑞杰做主席,现在是黄志明教育部长。跟他们开会时,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很积极,很开放,很努力。虽然这是个半政府机构,基金会的秘书处成员,很多都是教育部的。基金会的资金不少,这笔钱要怎么用,要鼓吹什么?鼓吹的对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幼儿的双语教育。而且双语教育在这边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没有一个项目是要推动英文。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怎么样推动母语的学习。很明显的,英语不须要推动,大环境已经在这里。双语就是英语加母语,资源都投放在这里,要我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期开始,学好母语。在这一方面,我不怀疑政府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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