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授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2020年04月11日
新加坡教授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新加坡教授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疫情带给世界的 3点影响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

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在世界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主要有这3点:

1.经济:重新反思全球化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可能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

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就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但我认为,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

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

2.政治:种族主义抬头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

尤其是美国,此前一直揪著“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作文章;《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展开的。

再举个例子,欧盟原本是作为欧洲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典范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欧盟国家又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意大利、塞尔维亚急需帮助,但没有哪些欧洲国家可以帮他们。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3.国际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摇摇欲坠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

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

新加坡教授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未来10年: 中国要避开陷阱, 我的6点建议

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对此,我有6点建议:

1.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著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光去批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好权,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好权,这样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足。所谓“使命型政党”不是说不会犯错误,也是会犯错误,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纠正错误。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还有一个要法治,要是太讲政治,法治就会受到影响。政治都是比较主观的,不像法治比较客观,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2.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以后条件够了,中产阶层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这几年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社会改革比较缓慢。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的核心在哪里?就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这也正是美国、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3.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着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层社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4.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和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只要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5.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

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6.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

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岛观点。

口 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文章原标题:【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作者:郑永年

编辑:红领巾小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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