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2020年05月30日

圣约翰岛位于新加坡南部水域,距离新加坡本岛约6.5公里,面积只有40.5公顷,现在几乎没有长住居民。但从1874年开始,它曾经每天接收成百上千个“临时住客”。

根据官方数据,从1903至1939的30多年内,就有超过100万准备入境新加坡的船客,曾经是岛上的过客,在这里接受检疫和隔离。原来这个俗称“棋樟山”(也有“淇漳山”的写法)的圣约翰岛,曾经是新加坡的防疫前哨站。

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1930年代船客转搭小船抵达圣约翰岛码头。(互联网)

1874年立法通过

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在1874年3月通过,将圣约翰岛划定为传染病检验站和防疫隔离所,凡准备入境新加坡的劳工移民、朝圣客或其他旅者,如果在抵港的轮船上被发现或怀疑患上任何传染病,都会被送到圣约翰岛作进一步检疫。

健康者才可以搭乘小船登陆新加坡本岛。确诊传染病者或疑似病例,则会被扣留在岛上接受治疗或观察,为期数天至数周不等。有些病情严重者最后不幸客死岛上。

由于圣约翰岛上经常有接受检疫的新客和华民,引起新加坡华社领袖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叻报》在1892年12月27日刊载一则题为《淇漳小记》的报道,记录华社领袖的具体行动:“初七早,星期有暇,是以叻地诸君子雇有小轮船一艘,言往该屿巡阅。” 这几位“君子”是特别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允许和安排,到岛上了解情况。他们巡视一番后,发现房舍和环境尚可,但“居此诸人之伙食、医药以及工人料理各节,似尚宜于筹划。”建议需要改进的几个事项中,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多雇用一些华族管理人员,因为岛上工作的佣役多是他族人士,由于语言不通,容易发生误会或纠纷。

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1950年代的圣约翰岛。(档案照片)

废除华人裸体检验

进入20世纪,圣约翰岛再度成为华社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中一个因素是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人数增多,被送到圣约翰岛的新客人数也相对增加,留在岛上接受检疫和隔离者至少有2000人,甚至有时高达5000多人。

另外一个原因是检疫的方式中,不知何时开始,竟然要船客不论男女都要全身赤裸接受检验,引起华民很大的反感,甚至有华妇蒙此羞辱而自杀,也导致知识分子如欧榘甲及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抗议。

欧榘甲(1870-1911),广东惠州人,是康有为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1898年维新失败后,欧榘甲流亡日本和美国,1905和1906年间受聘来新加坡担任《南洋总汇报》的主笔。

他对新加坡的情况稍有了解后,便揭露当时入港检疫制度和圣约翰岛检疫所管理上的弊端:“英政府以防疫为名,(规定)凡由港(即香港)来坡之船,大舱华客男女数百,皆须裸体验疫。”而且,因管理不善,“棋樟山防疫所,强奸虐待之事,层见叠出。”

身为知识分子,欧榘甲深信报章舆论的力量,他鼓吹以报章舆论来批判不合理的验疫方式和揭发圣约翰岛上的丑闻。《叻报》在1906年2月初就报道一则岛上华妇险遭他族差役强奸的案件。

欧榘甲也在《南洋总汇报》揭发圣约翰岛上的虐华事件,导致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孙士鼎向殖民地政府当局交涉。

孙士鼎(1865-1911),原籍浙江钱塘,在广东出生。1906年1月出任清廷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上任后不久便照会英殖民政府,抗议华民在检疫过程中遭受裸体检查的不合理待遇,并要求改善圣约翰岛上的检疫条规。

新成立不久的新嘉坡中华商务总会(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称)的会议记录也印证孙士鼎的积极行动。5月2日的会议记录记载:“接驻坡孙领事函称,淇漳山禁疫一事,已商华民政务司承允改良旧例,嘱本商会集议妥善办法。”

原来孙总领事已经取得殖民地当局初步的回应,但他为了要给殖民地政府更明确的改良意见,便向华社领导机构要求提供具体改良办法。

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欧榘甲在《南洋总汇报》揭发圣约翰岛上的虐华事件,导致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孙士鼎向殖民地政府当局交涉。(互联网)

5月22日孙总领事直接向新加坡总督照会,要求废除苛辱条例和不合理的检验方式。一个月左右便收到新加坡总督答复,“凡有疫之埠来船大舱搭客,均不用赤身验体。”欧榘甲事后评论,海峡殖民地政府废除华人裸体检验,是孙士鼎向新加坡总督直接交涉的结果。

华绅商任检疫所视察员

其实,殖民地政府也发现圣约翰岛检疫所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殖民地政府选派有代表性的华人绅商担任“棋樟山检疫所视察员”,协助疏解华社的忧虑及圣约翰岛上华人的困境。

这些视察员有权在入境船客停留岛上时,随同卫生医官前往岛上视察,或当他们听闻岛上有虐待华民事件时,可前往岛上查看。

1906年被选派为华人视察员的八名华社领袖分别是闽籍的林秉祥和刘金榜、潮籍的黄金炎和林宠相、广籍的邱雁宾和梁敏修、客籍的锺葵添以及琼籍的符登贵。

在华人视察员的定期巡视和监督下,当局对圣约翰岛上的设施逐步改善。当清朝最后一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苏锐钊于1910年10月到任后,也听闻有关圣约翰岛上被羁留华人的悲惨待遇,于是偕同当局的医官前往岛中查看。结果发现圣约翰岛检疫所早已不如传言中恐怖,“见其房舍之整洁,空气之清爽,以及一切起居饮食尚不至如外闻之所传。”

中国港口城市发生传染病

到了1920年代,从中国南来的华人继续增多。除了中国政治社会不安,难以谋生外,国际橡胶和锡米的价格高涨,带动马来亚橡胶业和锡矿业的繁荣景气,吸引更多中国劳工南来谋生。因此,被送到圣约翰岛检疫的船客人数也随之增加。

以1926年为例,岛上曾一度收容近5000名接受检疫的船客。此外,当中国港口城市发生霍乱或天花等传染病时,境外输入病患的增多也加重圣约翰岛检疫所的负担。以1926年9月为例,殖民地政府“因厦门、汕头、海口等处,皆有霍乱等疫症发生,故特宣布其为有疫或疑疫之港埠。凡由上述各埠来叻之轮船,皆须前往淇樟山上严行验疫,以杜传染”。

那到底是不是所有船客都要接受验疫?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传染病流行时期,所有船客都要接受检疫;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时期,则只有统舱(即经济舱)的船客需要接受检疫,而头等和二等舱房之船客可以免受检验。

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1930年代殖民地卫生官员上轮船检疫。(互联网)

消毒药水淋洒身体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自1980年代以来进行一系列的口述历史计划,其中一些受访者提到早年在棋樟山的经验或印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就是遭到消毒药水淋洒的经历。

新加坡著名华商黄奕欢(1908-1985)于1923年从福建南安前来新加坡谋生。他所乘坐的轮船抵达新加坡红灯码头附近,就有卫生官员上来检查。

他那艘船不幸有两个人生病,因此所有的船客都被安排乘坐小型驳船,载去圣约翰岛验疫。他记得是被载去一个像“羊寮、猪寮”的地方去“熏硫磺”和“用臭水冲凉”。三天后同一艘船的人没人生病了,他们才被载送去新加坡本岛。

孺廊学校创办人黄二甲(1903-1989)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记得1925年第二次过番的情景:到了圣约翰岛后,每一个人都要“冲那种有消毒药水的水”,你若不要冲水,他们就会向你泼水,或推你下去,算是消毒。由于黄二甲被怀疑染病,结果被禁在圣约翰岛上观察和治疗长达一个月才获准登陆新加坡本岛。

就连不需要上岛消毒的著名画家刘抗(1911-2004),也清楚记得有洒水消毒这回事。他追述:新加坡当时,凡是从中国来的船只都要到一个岛屿,福建话叫“禁锢处”,到了那边要去消毒一下才可以正式上岸。

刘抗没有上岛消毒,因为他买的是有房间的头等船舱票,各方面的设备都与统舱的通铺有天壤之别。刘抗的印象很深刻:房间好像是比较考究的,我是头一次看到西式的餐厅,那洁白的台布,餐巾摆得很整洁、干净。

圣约翰岛 曾经的防疫前哨站

1955年圣约翰岛成了戒烟所,烟客们全神贯注的在车衣房内工作。(档案照片)

1920年代后期,圣约翰岛的检疫管理已经制度化,基本设施也相当完善,很大的程度要归功于棋樟山检疫所视察员的定期巡视和监督。这期间先后担任视察员的华人领袖包括广籍的曾纪宸、罗承德医生、林文田、邱雁宾、何兆芹医生,闽籍的李光前、谢荣西,潮籍的王邦杰、李金赐和客籍的汤湘霖等人。

1929年底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新加坡的入境人数。圣约翰岛上接受检疫的船客人数也明显减少,留在岛上单日最高的检疫人数从1929年的4385人急速下降到1931年的236人,充分反映出大萧条对新马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冲击。1935年以后,岛上检疫的人数才恢复到单日最高4000多人的记录。

其他传染病临时隔离中心

圣约翰岛检疫所不只是为入境船客所设的防疫前哨站,在不同时期也扮演其他角色。它也曾是麻风病人的隔离所,以及其他传染病的临时隔离中心。例如1927年12月,新加坡本岛的精神病院内发现几宗“虎疫”(即传染性极高的霍乱),政府卫生官员为防止传染病蔓延,当即采取隔离措施,次日便将精神病院所有330个病人送去圣约翰岛检疫和隔离。1

950年代以后,圣约翰岛还先后成为瘾君子戒毒所、罪犯管制所和政治犯拘留所。

1975年圣约翰岛华丽转身,重新改造成为新加坡学生的假日活动营地和市民休闲或逃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它曾长期肩负新加坡防疫前哨站的历史重任逐渐让人遗忘。

记者:黄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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