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王朝"的终结:新加坡风云60年(下)

2020年07月13日

“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中国人)有的却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要、文人学士的后代。”“你们(中国人)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的谈话

“墨西哥人”来了

1965年新加坡刚独立的那段日子里,李光耀感觉“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仿佛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刚出生就被断了奶,随时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媒体上,煽动种族情绪马来文报刊、电视继续抹黑李光耀为破坏马来西亚国家和民族团结的“元凶”。为了躲避种族狂热者的袭击,李光耀不得不住在远离市区的度假屋,那里离英国空军基地更近、更安全。

而他的三个子女们因为要上学,必须留守在市区的宅子。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宅邸外不仅修了围墙,宅邸的所有窗户还被钢板封了起来,仿佛住进了密不透风的监狱。

不过对李光耀来说,更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军队内部。

新马分家后,属于新加坡的两个营士兵,依旧处于马来西亚将领的控制下,八成以上士兵都是马来人(华人对“兵祸”记忆深刻,不喜欢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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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在马来西亚国会,像赛加法阿巴这样,叫嚣占领新加坡,把李光耀扔进监狱里的巫统高层大有人在。只要马来西亚“国父”东姑一声令下,新加坡被入侵、被兵变颠覆,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改变军队中的种族比例,李光耀政府有意压缩马来人入伍人数,不料却引发了训练营里马来人新兵的一场暴乱。

暴乱者用棍棒殴打华族长官、掀翻货车、将玻璃瓶扔向镇暴警察。暴乱现场围观者甚众,种族矛盾再度升温。

这场暴乱,促使李光耀力排众议,颁布了强制服役令——所有新加坡男子在18岁时,必须服役两年半的时间,以改善种族比例。

政府还命令所有中学成立“学生军团”和“学生警察团”,强行扭转华族家长“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

为了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加坡陆军和海军的这群新兵蛋子,李光耀分别给印度尼赫鲁和埃及纳赛尔两人写信,这两人是当时第三世界的声望领袖。

残酷的是,弱国无外交。这两个国家因为不愿意得罪马来西亚,只是“祝愿新加坡人民繁荣与幸福”,而对李光耀的请求不理不睬。英国为了平衡新马利益,也拒绝提供帮助。

寻觅之下,李光耀最后找到了以色列——这个比他们处境更加恶劣的小国。

由于穆斯林与犹太人的矛盾,当时新加坡与以色列没有建交。不过以色列还是友好地派出了几个皮肤黝黑的教官,新加坡政府对外宣称他们是“墨西哥人”。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埃及按在地上摩擦,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李光耀不由得心中暗自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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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胜利后,李光耀很快与以色列升级了外交关系,并私下购买了70辆退役的轻型坦克和170辆装甲车,组成了新加坡第一批的装甲部队。

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5·13”排华暴乱、政局动荡,吉隆坡的政客们企图再次祸水东引、将矛头指向新加坡。关键时刻,李光耀果断决定让装甲部队在国庆阅兵上亮相。

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一个连队的坦克和装甲车走过校阅场。在电视和报纸上观看阅兵的马来西亚人惊呆了,因为当时马来西亚连一辆坦克也没有。

出席阅兵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甚至当场表达了担忧,他希望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能到吉隆坡“澄清”,新加坡并没有入侵马来西亚的敌意。

此刻,新加坡已经向世界表明,它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岛国。那些叫嚣占领新加坡的吉隆坡政客们,也老实地闭上了嘴巴。

一场“大考”

新加坡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可是麻烦并没有结束。

1967年,英国因为经济衰退、外汇不足,爆发了英镑危机,英镑官方汇率贬值14%。

英国议会里,议员们猛烈抨击英国在海外的驻军政策,要求撤除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驻军,削减军费开支,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医疗、福利政策上来。

李光耀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新加坡建国时,因为失去了马来西亚作为共同市场,转口贸易城市的地位岌岌可危。“健力士”啤酒公司甚至撕毁了和新加坡政府谈好的合同,跑到马来西亚设厂。

新加坡南面,苏加诺与苏哈托两位印尼强人正在争权夺利,印尼新加坡贸易也几乎中断。

此种情况下,新加坡失业率一度高达14%,国家走在崩溃边缘。

由于英国在新加坡的驻军开支,占到了当时新加坡GDP的五分之一,关系着7、8万人的就业问题,如果英国驻军也撤退,新加坡经济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李光耀赶忙动身前往伦敦,劝说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暂缓撤军事宜。

可是“日不落帝国”注定已经凋零,威尔逊为了挽救他的工党政府,面对李光耀百般劝说,虽然对他的难处表示同情,却还是坚持“英国利益至上”原则,将撤军的时间定在1971年。

四年之后,李光耀就会迎来他的经济“大考”,留给新加坡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补偿新加坡的撤军损失,英国政府打算拨给新加坡政府5000万英镑援助资金。

可是仅仅一笔援助资金有什么用呢?

回程的路上,李光耀专门去了一趟地中海小岛马耳他,考察英国撤军带来的损失。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关闭,英国人同样援助了这里。

可是李光耀发现,在马耳他船坞里工作的工人们,失业了却毫无危机意识,每天拿着裁员补偿,在船坞里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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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发誓,绝对不会让新加坡人像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养成依赖外来援助的习惯。因此他回到新加坡后,发表了一番严肃的讲话:

“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趁著这个民众充满危机感的机会,李光耀领导修改了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法令,大幅降低工会的权力,为资方这群“下金蛋的鹅”创造了良好的营业环境。

而新加坡的政府高官们也没闲着,他们四处出击,从欧美到日韩、甚至到非洲,招徕愿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企业,来者不拒。这在当时反殖民、贸易保护情绪高涨的第三世界,称得上一股“清流”。

为了让所有落地新加坡的企业,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热情。财政部长吴庆瑞,经常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这样就可以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机会,连只招聘几个人的樟脑丸工厂也不例外。

李光耀还聘请香港电影大亨邵氏公司的老板邵仁枚,担任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主席。邵仁枚让人设计了著名的“鱼尾狮”雕像,安置在新加坡河口,李光耀为它主持了开幕礼。

在新加坡官员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300多家企业入驻新加坡,1971年英国军队撤出时,所有被解雇的员工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新加坡安然度过了这次“大考”。

解决了燃眉之急,新加坡政府开始有选择的吸引一些高投资、高技术的工业企业入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李光耀一边要求民众节省用电,一边会见壳牌、BP等几大石油巨头的高管,并向他们明确保证,新加坡绝对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满足本国能源需求、阻止炼油厂的出口。

李光耀拍著胸脯的保证,让石油巨头们动了心。最终大笔投资到来,新加坡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为了向电子产业巨头们示好,新加坡政府有专员游说、服务美国各大电子公司。

惠普创始人休利特来新加坡考察时,惠普办公楼里的电路还没装好,电梯不能用。为了不让休利特爬楼梯,新加坡政府自掏腰包,从邻座接来了巨型电缆,让电梯运作。

这件事情后来在美国电子行业口口相传。德州仪器、通用电气、国民半导体等巨头们,纷纷来到新加坡,最终撑起了新加坡的实业。

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为香港的四分之三。经过55年的奋斗,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上升整整100倍,反超香港20%。

第三世界的国家名单里,再也不见“新加坡”这三个字了。

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1955年,在印尼的强烈要求下,新中国取消了沿袭自清朝的“双重国籍”政策,向海外侨胞关闭了国门。

一时间,身居东南亚的华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们无法再就读中国大陆的大学。

为了保住中华文化的“根”,陈嘉庚的族侄、新加坡橡胶富商陈六使首倡,筹办一个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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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六使自己率先捐出了500万,其旗下的福建商会,在新加坡这个巴掌大点的地方,又豪捐了500亩土地。

作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提议,得到了整个南洋华人的热烈反响。

一时间,不仅有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等地的华商慷慨解囊,连华人车夫、理发师、甚至妓女,都把一天中所赚的钱全捐了出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南洋大学就筹集到了2000万建校资金。

1956年3月,南洋大学建校成立,英国总督为南洋大学主持开幕礼。当天,观礼车辆从新加坡市区一路排成长龙,绵延到了西北30公里外的裕廊校园。

然而,南洋大学自成立伊始,就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

早在律师时期,李光耀就体会过华校学生们的热情。“他们富有朝气、守纪律、具有献身精神”,而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缺乏自信的模样”。

但问题在于,华校极易成为共产主义、种族主义的温床,这是李光耀所痛恨的。其中,南洋大学毫无疑问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因此,李光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压南洋大学——公务员不招收南洋大学毕业生、不承认南洋大学学历等等。“冷藏行动”中,南洋大学的创办者陈六使也被抓了起来、驱逐出境。

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大学、中华总商会要求,八成新加坡人所讲的华语,应当作为官方语言。

但李光耀却在电视机前毫不含糊地反击华语的拥护者,英语是官方语言、马来语是国语,华语只能被当做“第二外语”。

70年代,新加坡经济对外开放、外资入驻,华语学生渐渐地跟不上跨国企业的用人需求。

李光耀此时更将南洋大学视为只会浪费人力资源、生产劣质毕业生的“落后工厂”,因此多次命令南洋大学改为英语教学。

南大的学生表示抗议,李光耀就把参与示威的非新加坡籍学生驱逐出境,斩断南大的生源;华文大报《南洋商报》发文骂他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便把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社论员通通抓起来。

在政治打压与经济逆流中,南洋大学最终走向衰亡。

1978年,南大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全部改为接受英语教育;1980年,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建校25年后,南大走进了历史。

一年后,全英语教学的南洋理工学院(今南洋理工大学)在南大原址重建。为了彻底湮灭南大的痕迹,政府连南大校门都没有留下。

后来,李光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后悔”,不是后悔关闭南洋大学,而是后悔关得太晚了,让它苟延残喘至70年代末。

然而,就当李光耀夙愿达成,华语教育一蹶不振之时,历史仿佛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1978年,邓小平来访新加坡。邓公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震动了李光耀。

第二年,李光耀决定展开“推广普通话”运动,号召民众放弃老一辈的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改学普通话。李光耀自己以身作则,让子女接受华语教育,公开场合用普通话发言。

不过在新加坡,华语的政治地位已经沦为和泰米尔语一样,复兴谈何容易。

经过一代人时间的洗礼,当今的新加坡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华语了。华语文化的萧条,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向西方开炮

为了培养新加坡华人的国家意识,不让他们再想念著自己的文化母国,李光耀用半生的时间,下狠心斩断了华人的“根”。

但如果说长在英国旗帜下、以英语为母语的李光耀,完全吃“西方的那一套”,那就大错特错了。李光耀的下半生,正是用来和所谓的“民主自由”作斗争的。

李光耀向西方价值观开的第一炮,发生在当选总理的1959年。

那一年,背后有英国人操控、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发文猛烈抨击竞选中的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PAP),目的就是阻止他当选。

李光耀当然不会退缩。他喊话《海峡时报》,如果他当上新加坡总理,“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李光耀的威胁,吓得《海峡时报》的管理人员和编辑们,在大选投票前两个星期,就准备逃到吉隆坡去。

一个叫莱斯利·霍夫曼的资深编辑,倒是摆出了一副愿意为“新闻自由”赴汤蹈火的样子,宣称“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他们(PAP)利用公安法令对付我”,但结果还是在大选前夕跑掉了。李光耀讽刺他是“候鸟之辈”。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由于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国有化《海峡时报》,《海峡时报》管理层不得不向李光耀“求和”,希望能回新加坡。李光耀同意了。

此后,《海峡时报》的立场出现180度大转变,转向支持PAP。而那个一度“嘴硬”的霍夫曼,则移居到了澳大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1977年,新加坡政府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股权,同时还设置了拥有超级投票权和否决权的“管理股”,并分配给新加坡的四大银行。从此,新加坡本地的媒体,被政府牢牢地掌控在手心里。

然而80年代之后,随着新加坡英语人口的增多,西方媒体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为了反击无事造谣的西方媒体,李光耀想出了很多办法。

1986年,《华尔街日报》刊文批评新加坡政府设立二级股市,是为了让人民“接盘”不中用的政府企业,惹恼了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华尔街日报》写信,驳斥这些虚假的指责,却遭到对方忽视。

于是新加坡政府便开始限制《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

两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收入、免费派发报纸,“协助那些想阅读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同意,但条件是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华尔街日报》的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狡辩称,取消广告会造成额外开支和时间安排问题。新加坡政府则进一步表示,可以承担一半的额外成本,把《华尔街日报》怼得无言以对。

三年后,《华尔街日报》终于服软,老老实实地刊登了道歉信,回到新加坡。

从此,驻扎在新加坡的外媒都知道,要给予新加坡政府完完全全的“答辩权”,否则必会遭到后者的痛击。

而对于一些更过分的无中生有的报道,李光耀甚至要本人当面对质。

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员伯纳德·莱文抨击李光耀“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

李光耀知晓后,邀请他在伦敦来一场电视辩论。结果莱文打了退堂鼓,辩称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

为防这一招,李光耀早就和BBC的朋友打好招呼,BBC答应腾出半个小时节目时间,并提供一位辩论主席当裁判。

莱文彻底心虚了,躲在《泰晤士报》的后面不出来。于是李光耀便买下另一家英国报纸《独立报》的半面广告,表达了不能同莱文当面对质的“遗憾”。

在接受BBC采访时,李光耀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而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新加坡的文章。

上个世纪,律师出身的李光耀,自然在对付这些西方媒体方面游刃有余。

可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和传播,新加坡政府也逐渐变得疲于应付。

为了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管控,新加坡政府已经出台了网络实名制、反假新闻法等规定。但再像纸媒时代那样,逐一写反驳信、提起诉讼、乃至当面对质,已经很难了。

这就给了一些人以生存空间。一度在新加坡默默无闻的反对党,如今也主要以社交媒体为根据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2011年,新加坡最大在野党“工人党”拿下6个议会席位。虽然不足以动摇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优势,却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反对党在大选中拿下席位最多的一次。

一场时代的变革,或许即将到来……

王朝的终结

2015年3月23日,曾经会见过5代中国领导人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与世长辞。

"李家王朝"的终结:新加坡风云60年(下)

中国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副总理连发4通唁电,副主席李源潮亲临葬礼现场,规格待遇等同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日、韩、澳、印及东盟国家,也均派出最高元首参加,体现出新加坡国家虽小,但李光耀的国际地位却非同小可。

葬礼上,搭载李光耀灵柩的炮车,走过日占时期死难者纪念碑、工会大楼、国会大厦旧址、政府大楼、鱼尾狮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仿佛李光耀一生的再现。

李光耀去世了,但他的执政理念,则完完全全由他的儿子——李显龙继承了下来。“李家王朝”的故事,仍在继续演绎。

不过对于李显龙来说,失去了父亲的光环庇护,麻烦很快随之而来。

2017年,新加坡“第一家庭”,在处理父亲旧宅的问题上公开决裂,引发世界关注。

李显龙的弟弟妹妹李显扬和李玮玲,公开发文指责李显龙为了获取政治资本,违背父亲遗愿,保留旧宅供人仰慕。

他们还指责李显龙和夫人何晶,一人把持政权、一人把持财权(何晶是新加坡“国资委”淡马锡的CEO),“滥用权力”、“为儿子李鸿毅的政治铺路”。

这场公开决裂,不仅仅是家丑外扬的问题,更打碎了新加坡“精英治国”的滤镜。

为了回避公众对李家“家天下”的批评,李显龙赶忙出来澄清自己的儿子没有从政意愿。

而另一个热门的“李家”接班人,李显扬的儿子李绳武,也因为支持自己的父亲对抗李光耀,从继承人的名单中被踢了出去。

自此,李家第三代完全失去了从政的机会,“李家王朝”注定将在李显龙之后戛然而止。

2018年,时年66岁的李显龙公开承诺,要在70岁之前退休。而他的接班人已经选好,是曾担任教育部长、金融管理局局长的政治精英——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王瑞杰。

2020年7月10日,也就是发文的今天,是李显龙卸任总理前的最后一届大选。

不出意外的话,人民行动党预计仍将继续执政,不过很有可能遭遇反对党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选不久之后,李显龙就要传位于王瑞杰,亲手终结延续60年的“李家王朝”。

但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所亲手创造的精英威权体制“新加坡模式”,是否还能在争议中保留?

连李光耀自己晚年也没了信心。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李光耀预计他死后,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在“两党制”中沦为一个平庸国家。

遥想上个世纪80年代,李光耀还曾意气风发:“即使你们即将把我下葬,如果我感觉什么事不对,我也会从坟墓里爬起来。”

而如今,被问到新加坡的未来,晚年的李光耀只能无力地感叹:

“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为你们自己的选择负责吧。”

文章作者:百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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