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时报）
作者 郑智浩
夜幕低垂，人潮攒动的兀兰地铁站褪去白天的热闹喧嚣，店铺逐渐熄灯休业。这时出现了几个就地打地铺，或在石椅上露宿的民众。
一张纸皮、一个小背包充当枕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乏了就刷刷手机解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夜晚也就挨过去了。
他们有时会收到乘客们施舍的金钱与食物。地铁站内一家食肆的员工有时也会在热门“睡觉区”放置卖不完的汉堡。
去年圣诞节至元旦前夕，《海峡时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兀兰地铁站，发现约有20人露宿地铁站周围。他们大多不愿受访，有的摆摆手表示不接受援助，苦衷不一。
这些选择了兀兰地铁站的人，只是本地约1000名街头流浪者的其中一员。
露宿街头者睡在兀兰地铁站和临时巴士转换站附近的石椅上。（海峡时报）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受询时表示，接受政府与社区伙伴组成的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援助的街友，在疫情暴发后增加了四倍。
该部门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住在当局提供的社区安宿处（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简称S3P）和临时住宿的街友，有200人。2020年4月至2021年11月，求助人数逐渐增至1000人。
当局发言人说： “前年病毒阻断措施期（2020年4月至6月），不少露宿街头者因当局实行社交安全距离措施、关闭公共场所而无处可去。很多人转而向我们求助，寻求庇护援助，这才导致了社区安宿处的需求激增。截至2021年12月30日，25个社区安宿处依然住有200人。”
《海峡时报》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露宿街头的原因，不单单只是无家可归。一些不为人知的甘苦过往，如家庭关系破裂、失业、遭受暴力等因素，都是迫使一个人不得不选择露宿街头的那把“看不见的推手”。
60岁的新加坡人Jane（化名）与丈夫离婚后毅然决然选择露宿在兀兰地铁站。记者晚上11时与她交谈前，她正蜷缩在铺着纸皮的石椅上刷手机。
由于地铁站四周有厕所和充电站，Jane自觉生活相当舒适安全，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帮助。
（海峡时报）
Jane告诉《海峡时报》：
“我有家，但我前夫花了很长时间都还没卖掉我们在淡滨尼的组屋。我没有任何孩子，但也不想把情况告诉我的兄弟姐妹，不想麻烦别人。”
石椅的另一头躺着一名中年男子Ronald（化名）。当时他正穿着超市的工作服，看起来刚下班准备入眠。
Ronald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地铁站的厕所洗漱一番后，趁著清晨6点前到三巴旺的超市打工。不太愿意多说的他仅透露：
“我并非无家可归，只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搬离组屋。这样子的生活，算一算已经一年了。”
（海峡时报）
另一名30多岁的马来西亚籍客工，则是因为负担不起日益调涨的房租，无奈之下只得住在兀兰地铁站。他是一名金属加工技师，2020年3月新马关卡实行严格入境措施后，他就没回过老家。
“我运气比较不好，找不到价格合理的房子租下。我曾经与一名室友合住一个房间，但他已经回国了。”
关怀街友的非盈利组织Homeless Hearts of Singapore创办人之一的杨耀安（40岁）指出，由于本地租赁组屋的等待期越来越长，加上租金上涨、临时住宿的空缺越变越少，本地露宿街头者的数量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针对兀兰地铁站出现街友聚集的现象，SMRT地铁有限公司总裁蓝晓开告诉《海峡时报》：
“近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未在兀兰地铁站附近看到露宿者。如果工作人员在地铁站范围内遇到这些人，他们会建议露宿者寻找替代方案，并通知有关部门。”
“我们将持续密切留意地铁站周边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