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霾之下，新加坡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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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0-19
Source: 狮城新闻

最近的新加坡，像是被谁悄悄调低了饱和度。早晨推开门，原本应该发亮的天空只剩下一层没有边界的灰白。云不见了，蓝色也不见了。远处的楼还在那里，却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轮廓被一点点揉散。视觉之外，身体往往比眼睛更早察觉变化。空气似乎变得愈发粗粝，呼吸时总觉得喉咙里多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时候是淡淡的焦味，有时候什么也闻不到，但眼睛开始发涩，眼角干得发痒。原本已经足够炎热的新加坡天气又叠上这样一层沉闷，使得每次出门，都像同时走进了蒸笼和烟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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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新加坡滨海湾

偶尔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水砸在屋檐、树叶和马路上，空气一下子凉了下来。远处建筑的身影又重新浮现，树叶似乎也恢复了一点原本的绿色。那几个小时里甚至会觉得，新加坡终于又变回了人们熟悉的样子。

可惜好景不长。往往风向一变，那层灰白又会慢慢回来，阴魂不散。

从9月4日新加坡中部地区的24小时 PSI 首次越过101的“不健康”门槛算起，到10月中旬，这一轮空气污染已经反反复复折腾了五个星期。10月9日，中部地区的24小时PSI 一度达到192，成为今年烟霾季以来的最高读数。截至10月11日傍晚，全岛24小时 PSI 仍在112至155之间，全部处于“不健康”范围。就这样，那个新加坡人并不陌生的词，重新高频出现在新闻、政府公告和我们的聊天里，Haze，烟霾。

那个不断跳动的数字，PSI到底是什么？

最近我每天出门前打开天气软件，除了看会不会下雨，也开始多看一眼 PSI。新加坡使用的是 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也就是污染物标准指数。它并不是某一种污染物的浓度，而是一个综合指标。新加坡国家环境局通过遍布全岛的空气监测设备，持续监测六类主要污染物，包括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再计算滚动24小时的 PSI。最后的 PSI 取决于其中表现最差的污染物。简单来说，这有点像一场六科考试统考，最后给你的成绩不是平均分，而是考得最惨的那一科。

只不过在这场考试里，分数越高代表空气越糟糕。其中0至50属于“良好”，51至100为“适中”，101至200开始进入“不健康”，201至300是“非常不健康”，超过300则是“危险”。在跨境烟霾期间，PM2.5 往往成为最值得关注的污染物。新加坡目前主要向公众提供两组数据：一组是每小时更新的1小时 PM2.5 浓度，用来判断眼下是否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另一组是24小时 PSI，以及相应的24小时预测，用来判断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和安排之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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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环境局PSI监测网站（我现在出门前都会看一眼）

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中国经常看到的 AQI。目前中国使用的是 AQI，也就是 Air Quality Index。2026年3月，中国刚刚启用了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2026，替代了此前的2012版标准，并重新调整了 PM2.5、PM10等污染物对应的分指数区间以及实时计算方法。因此，即便两个地方都在监测 PM2.5、PM10 和臭氧等污染物，由于计算规则、时间尺度和分级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新加坡的 PSI 和中国的 AQI 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而说到 AQI，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它了。不是从课本里，而是从生活中。这就要把时间拨回到我还在中国生活的那些年了。

我曾经以为，冬天就应该是灰色的

我大概就是在2017年至2019年间，真正记住了“PM2.5”这几个字符。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它几乎参与了我每一个冬天。那时我还住在寒冷的中国北方，而北方的冬天本来就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树叶掉光，空气干冷，楼房和道路在冬日阳光下带着一点苍白。但有些日子，整座城市会突然像被盖上一层灰色的盖子，总是给我一种萧条和肃杀的感觉。

远处什么都看不清。每天出门前，我妈妈都会提醒我戴口罩。那时候她还专门买了很多防 PM2.5 的口罩囤在家里，仿佛是一种冬季战略储备物资。说实话，我小时候非常讨厌戴。室外本来就戴着闷，要是进了有暖气的室内会更闷。冬天气温低，如果还戴眼镜，一呼气，我的镜片上便迅速蒙起一层白雾，刚从空气污染中艰难获得一点视野，又被自己的呼吸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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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笼罩下的紫禁城（北京）

有时候一天回来，口罩外面已经灰灰黑黑的。我那时候甚至认真地想过一个颇为恐怖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留在口罩上，那是不是就留在我们的肺里了？我家里的老人又常常让人操心。我奶奶嫌口罩憋得慌，经常不愿意戴。我外婆更有意思，有时家里不让她出去锻炼，她还会偷偷溜出去。大概在老一辈人的世界观里，几十年如一日的晨练计划，可能比 PM2.5 更具有法律效力。

现在回头查当年的数据，我才发现，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夸张。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我所在的城市秋冬季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86微克，整个秋冬季出现了30个重污染天。2018年1月，还一度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停课，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部分室外施工停止。

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雾霾几乎像冬天的一部分。冬天来了，天气变冷，暖气开了，然后雾霾来了。等一阵冷空气把它吹散，大家喘口气，过几天可能又再来一次，就这样周而复始。那时候的我对环境问题最大的感受，其实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污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怎样解决。我能做的，好像只有戴上口罩，然后希望明天刮一场大风。

从我来到新加坡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国内新闻天天讨论“雾霾爆表”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告别了空气污染。但这种变化也并非因为风突然变得更勤快了。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煤炭治理、工业排放控制、清洁取暖、柴油货车治理、扬尘治理等措施。以全国数据来看，PM2.5 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下降到了2025年的28微克。空气污染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地区秋冬季仍可能出现污染过程，但它已经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理所当然地占据我记忆里的每一个冬天。环境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但时间拉长后，有效的治理确确实实能够留下痕迹。

我曾经把蓝天当成理所当然

## 我一直对蓝天白云情有独钟。自从来到新加坡以后，我才发现蓝天也可以成为一种城市记忆。当然这里很热也很潮湿。天气甚至经常任性得像一个不愿意看天气预报的人，前一分钟烈日当头，后一分钟可以直接倒下一盆水。但在大多数时候，这里的天空是干净的。尤其是雨后。云层被推开，蓝色从高楼之间露出来，树叶上还有雨水留下的水珠，亮得甚至有些不真实。坐车经过城市时，你会发现天空和绿色植物占据了非常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我经常忍不住把新加坡的空气和小时候的城市相比。一个人在某个环境里待久了，很容易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我也曾经把新加坡的蓝天当成理所当然。直到今年烟霾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之前拥有的一切那么宝贵，也那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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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的新加坡的中央商业区

## 烟不是在新加坡烧起来的，那它从哪里来？



## 这一次的烟霾主要来自新加坡的南边和东南方向。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近期的卫星监测显示，影响新加坡的烟霾主要来自苏门答腊南部，以及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当盛行的东南风、偏南风把烟雾向北输送时，这些细小颗粒便跨过海峡，一路来到新加坡。空气不用过海关，PM2.5 也不需要护照。这或许就是跨境环境问题最令人头痛的地方，因为烟霾问题不再是本地问题，而是上升到区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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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火灾

至于为什么当地会有这么多火？烟霾的成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开垦。在部分农业和种植业地区，燃烧植被是一种成本较低、速度较快的清地方式。而东南亚大量泥炭地一旦排水、干燥并起火，问题会尤其严重。泥炭火并不像普通草地失火那样，水一浇就结束，它可以在地下持续阴燃，甚至在表面看似熄灭后再次复燃。今年的情况又碰上了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区域天气更加炎热干燥。印尼正在经历十余年来最严重的一轮森林火灾，路透社报道称，今年已有约8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所以这一次的烟霾，远不是“森林里着了一把火”这么简单。火苗背后，是气候异常、泥炭地退化、土地利用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企业行为、监管能力和经济利益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

烟霾跨过了国界，资本呢？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我以前听人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其实制造印尼烟霾的一些公司，本身就和新加坡有关。”为此我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这句话有一点事实背景，但如果直接说“罪魁祸首就是新加坡公司”明显过于武断。今年10月，绿色和平与印尼泥炭地监督组织 Pantau Gambut 发布的一项分析称，在其追踪的印尼火灾相关特许经营区域中，至少有四处与新加坡商业集团存在企业关联，并检测到烟霾源点。不过需要特别强调，“存在企业关联和火点”不等同于已经证明这些新加坡企业违法纵火，更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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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烟霾

这至少提醒我们，跨境污染的“跨境”，可能不仅仅发生在空气里。因为资本、供应链、农产品、金融和企业所有权本身也是跨境的。事实上，新加坡早在2014年就通过了《跨境烟霾污染法》，法律甚至可以追究在新加坡境外实施、但导致或加剧新加坡烟霾污染的企业责任。2015年严重烟霾后，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就曾对与六家印尼企业有关的特许经营地火灾展开调查。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地图，然后指着国界另一边说“烟是从印尼那里来的”，那故事本身其实只讲了一半。

“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霾，也输送氧气”

最近根据印尼媒体《Kompas》的报道，印尼政府通讯机构负责人Syahganda Nainggolan表示，印尼明白马新两国对空气污染的担忧，但希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能够理解。他强调，这次引发烟霾的森林和土地大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应被视为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为失误。他还表示，“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霾而已，在没有烟霾的时候，我们也输送氧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源自我们的森林。”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5年，时任印尼副总统 Jusuf Kalla 就曾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享受了印尼森林十一个月的清新空气，却没有表示感谢。十多年过去，类似的论调又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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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

我今天读到这句话，还是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幽默感。不过严格来说，这句话作为政治修辞很有意思，作为科学判断却并不严谨。热带森林当然会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但成熟森林产生的大部分氧气，也会在植物呼吸和有机物分解的过程中重新被消耗。印尼森林真正无法替代的价值，在于储存碳、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和区域气候调节，而不是简单地“向新加坡输送氧气”。但这番话背后倒有一点值得思考。森林带来的生态效益不会停在国界线上，同样，森林火灾带来的污染也不会。空气没有国界。但如果利益早已跨过国界，责任也不应该突然停在国界线上。而至少从今年的官方互动来看，区域合作的气氛已经比当年的“隔空吵架”理性了很多。今年6月，新加坡和印尼签署新的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范围明确包括空气质量和跨境污染。10月烟霾加剧后，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也表示，她已经与印尼环境部长 Mohammad Jumhur Hidayat 保持联系，并表示新加坡愿意在有需要时提供灭火协助。我想这至少比互相研究“谁应该谢谢谁的空气”有效率得多。

对新加坡而言，这并不是第一次

我来到新加坡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真正意义上这么长时间地感受到烟霾，这还是第一次。以前新闻也报道过，我也听过我的本地同学和朋友提到过。2023年我也经历过一次烟霾比较短暂的“入侵”，但感觉就像一个没有提前预约的访客，来了几天，很快也就走了。今年的它却明显没有那么客气。从9月初开始，空气质量反复恶化，一场雨或者一次风向变化可以让天空短暂恢复，但过几天，那层熟悉的灰色又会回来。不过，对很多新加坡人而言，这远远不是第一次。

早在1997年，新加坡三小时 PSI 曾高达到226。2013年6月的烟霾更加著名，三小时 PSI 一度冲到401，创下纪录，24小时 PSI 则达到246。2015年的烟霾持续时间更长，9月至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空气都处于“不健康”或更差水平，24小时 PSI 峰值达到322，并曾导致学校停课。我这里顺便说一句，网上有时还能看到“2015年 PSI 达到471”的说法。严格来说其实那里的“471”指的是当时的一小时 PM2.5 浓度，不是24小时 PSI。不同年代还使用过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标，所以历史数字也不能不分口径地单纯放在一起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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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下的新加坡

今年目前的峰值192，还没有达到2013或2015年那种极端程度。但今年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它的反复和持续。近期有报道指出，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区域性的高温干燥和火险可能持续更久，烟霾也存在在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初再次影响新加坡的风险。这里所说的“持续到明年”，当然并不是天空从现在开始一路灰到2027年，而是烟霾反复出现的风险窗口可能比往年更长。

## 为什么街上还是没什么人戴口罩？

## 烟霾加重之后，新加坡政府各部门也重新启动了相应措施。目前的安排是，如果24小时 PSI 超过200，进入“非常不健康”范围，政府将开始向符合资格的较脆弱群体和有需要者发放 N95 口罩；如果第二天预测 PSI 超过300，进入“危险”范围，教育部将考虑停课。对于户外工作人员，人力部的指引也更加具体。PSI 在101至200时，应减少长时间或高强度户外工作；201至300时应尽量避免；超过300以后，则应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最低。随着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卫生部也从10月12日起启动烟霾津贴计划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儿童、老人和中低收入新加坡公民提供烟霾相关疾病的补贴医疗服务。

## 但有意思的是，我走在街上发现真正戴口罩的人依然很少，甚至还有人在跑步和其他户外运动。以至于最开始我还想，难不成新加坡人经历多了，已经练出了某种“烟霾抗性”？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新加坡人真的练出了什么“烟霾抗性”。按照卫生部的指引，对健康成年人来说，日常通勤这种短时间暴露通常并不需要佩戴 N95。官方更强调的是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并重点保护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群。换句话说，街上没有人人戴着 N95，并不代表大家完全不在乎，只是这里的公共卫生建议更加讲究暴露时间、活动强度和个人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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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下的新加坡行人

## 下一场雨，能把烟霾洗掉吗？



这是我最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后发现，答案是：可以，但只能暂时缓解。雨滴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可以捕捉空气中的一部分悬浮颗粒物，把它们带到地面。因此，9月21日新加坡降雨以后，多地的 PSI 和一小时 PM2.5 都出现下降。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这并不完全是心理作用。但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上游的森林和泥炭地仍在燃烧，风也继续朝新加坡吹，一场雨只是把眼前的空气暂时刷新了一遍。就好比是它按下了刷新键，却没有按下删除键。

至于能不能用“看得清不清楚”和“闻不闻得到焦味”判断污染程度，答案也是否定的。空气湿度本身就会影响能见度。空气里的颗粒吸附水分之后会变大，也会散射更多光，所以有时候下雨或湿度特别高，反而看起来更加灰蒙蒙。气味也一样。森林和泥炭燃烧会产生很多有气味的气体，但这些气体并不完全等同于 PSI 所监测的污染物。因此，有时候你已经闻到焦味，PM2.5 还没有明显上升；有时候空气污染已经很高，鼻子却什么也没有闻到。我们的鼻子不是空气质量监测站，眼睛也不是，所以出门之前，最好还是看一眼官方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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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下的新加坡

## 如果烟从印尼来，那是不是“都是印尼的错”？

## 我觉得不是。或者至少，这样的说法把真正的问题简化了很多。当然，火灾发生在哪里，当地政府和土地经营者首先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非法纵火、违规开垦、企业缺乏监管，都应该被调查和追责。但如果我们的讨论最后只变成一句“为什么印尼每年又烧起来了”，那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因为印尼自己也是烟霾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今年大规模火灾不仅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尼当地同样出现严重空气污染和大量呼吸道疾病，森林、泥炭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当地居民都在承受代价。而这也让我想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今天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时，很容易忘记自己的历史。1952年的伦敦“大烟雾”持续了五天，当月估计造成约4000例额外死亡，大量污染来自家庭燃煤、发电站和工业炉窑。直到这场灾难发生后，英国才进一步推动空气污染治理，并在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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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下伦敦的工厂

不过这段历史绝不能成为今天继续污染的理由。“英国以前也污染过”，显然不能推导出“所以现在大家随便污染”这样类似的结论。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即环境治理需要成本。除此之外，还需要执法能力，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技术，需要替代性的生产方式，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让普通农民有其他谋生手段。换句话说，环境治理从来不是一纸禁令能够完成的。如果最便宜的清地方式依然是一把火，而更加环保的方式需要更多设备、资金和技术。那么，仅仅从道德上要求当地农户和土地经营者“不要用火清地”，未必足以改变他们的选择。

烟霾背后，是另一种不平等

如果一定要从这场烟霾背后再追问一层，我想到的一个关键词是 inequality，不平等。但这里的不平等，并不只是简单地理解为“新加坡富，印尼穷”。它还包括收益和成本的不平等。土地被开发以后，棕榈油、纸浆、矿产和其他商品进入全球供应链，消费者可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地方；投资者、贸易商和企业也可能横跨许多国家。可是当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造成一场大火时，真正呼吸烟霾的人是附近的村民，也是几百公里之外的新加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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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贫困的居民

收益可以全球化，成本却常常被地方化。

既然烟霾已经是一个年复一年的跨国问题，那么东盟在其中究竟能够做什么？

事实上，东盟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东盟早已建立《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并制定了2023至2030年的第二份“无烟霾东盟路线图”，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一个“Transboundary Haze-Free ASEAN”。与此同时，东盟还有专门的《泥炭地管理战略2023-2030》，因为不可持续的火烧清地和泥炭地火灾正是南部东盟跨境烟霾的重要来源。文件有了，但真正困难是落地和执行，是怎样把区域目标变成每一块土地上的现实。我觉得未来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烟霾来了以后戴口罩、停户外活动、等一场雨或者盼风向改变。

首先，需要更透明的土地和供应链追踪。今天有卫星、有热点监测、有特许经营地地图，也有越来越成熟的遥感技术。既然烟可以被卫星看到，那么一场火究竟烧在谁的土地上，这块土地背后又是谁在经营、投资、采购和融资，也应该越来越难成为一个谜。

其次，需要真正解决“为什么要烧”的经济动机。如果一个小农户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花一大笔钱购买机械清理土地，另一种是一把火解决，那么只出台一条“禁止焚烧”的法律，很容易变成纸面治理。技术援助、替代性的土地清理方式、农业融资、泥炭地修复和水位管理，可能没有谴责来得痛快，却更接近问题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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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小农户

第三，区域合作应该建立在更明确的责任机制上。新加坡已经有《跨境烟霾污染法》，印尼也有自己的林火和土地管理法律，东盟又有跨境烟霾协定。下一步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规则怎样更好地连接，让企业责任、政府监管、技术援助和资源调配真正形成一个闭环。

东盟最新的无烟霾路线图其实也明确提出，要强化法律和政策框架、资源动员、跨部门合作以及可持续泥炭地管理。

## 天晴以后，我们还会记得今天吗？



这次烟霾还让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空气真正变差以后，才突然开始关心空气？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很像人的身体。平日里不疼不痒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健康。真的开始疼了，才突然认真研究自己的体检报告，搜索“如何养生”，恨不得当天晚上十一点就睡觉。可很多疾病从来不是疼痛的那一天才开始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损伤到某一刻突然爆发了。

环境也是如此。森林并不是今天烧起来，明天才突然变脆弱的；泥炭地也不是某一天突然决定干燥的；极端气候、土地开发、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的代价，更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烟霾只是把这些原本很远的问题，吹到了我们的窗前。平时我们谈 sustainability，谈 climate change，谈区域合作，谈那些听起来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宏大议题。这些词很大，也很抽象，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空。直到有一天，我们推开门，发现自己看不见远处的楼。眼睛开始发涩。喉咙开始不舒服。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环境不是某个政府部门负责的一门课题，它是我们正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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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美丽的新加坡

我不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也不认为它属于某一代人。从国际治理，到东盟这样的区域协调，再到国家政策、企业行为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一条很长的责任链。而我们今天治理环境，也不是为了让某一份报告里的指标变得更漂亮。我们真正希望的，大概只是几十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仍然能够推开窗户，看见蓝天，看见树，看见远方。而不是先打开手机，确认今天适不适合呼吸。

此刻我窗外的天空仍然灰着。也许今晚会下一场雨。雨落下来以后，树叶会重新变亮，远处的楼也会重新出现。等风向改变，新加坡熟悉的蓝天终究会回来。但我更希望的是，当天空重新变蓝以后，我们不要把今天忘得太快。真正的居安思危，不是在灰蒙蒙的时候才开始寻找蓝天，而是在蓝天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怎样让它一直存在。环境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的国界，也没有真正的局外人。所谓可持续发展，说到底，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愿意为下一代多想一点，不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加富裕，却更加难以呼吸的世界。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他们推开窗户的时候，仍然看得见蓝天、树木和远方。

毕竟，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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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如画的天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南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