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新加坡内政部发布文告，曾在内部安全法令被拘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姚俊威获得释放，因为他不再构成安全威胁。
文告称，姚俊威于2020年12月30日被捕，今年1月29日被拘留。内部安全局已完成对姚俊威的全面调查，判定他当时与某个外国进行秘密接触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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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ickson Yeo 脸书）
2015年，该外国情报机关通过一个专业社交网站联系到他，之后，邀请他到海外参加学术论坛。在他出席论坛时，对方进一步要求他各种报告。
内政部文告指出，姚俊威“完全知道”他的接头人为外国情报机构服务。从2016年至2019年，他为对方执行了各种任务，并从中获取金钱酬劳。
调查显示，他的任务包括收集接头人感兴趣的信息，并攥写报告。这类报告基本与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有关，包括与新加坡有关的。
为了获取信息，姚俊威接触了新加坡一些他认为可以提供这类有特殊价值信息的人，并在新加坡设立幌子公司。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招聘启事，希望能够为接头人物色到合适的撰稿人和其他人员。他以“为外国客户进行调研”为幌子，向他物色的撰稿人说他手上的任务是各个外国客户指定的“研究项目”。
在接头人的授意下，他向新加坡一些政府部门申请敏感岗位的任职，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岗位获得有价值的保密信息。不过，他应聘没有成功。
内政部文告指出，姚俊威未能取得有价值的保密信息，也没能向接头人交出这类信息。
内部安全局分析姚俊威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口供和证词，认为姚俊威身为外国代理人所形成的威胁已瓦解，因此没有必要继续拘留。
新加坡眼简评 首先，之前的工作没有形成伤害——因为你未能向对方交出有价值的情报。 其次，身份暴露了，你就没有价值了，放你出去也没人再会去接触你。 关了快两年了，不如把你放了，还省下每天的饭钱。 不过，兄弟，你进去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到哪儿都得戴口罩了。 希望你适应噢。
姚俊威是在中止拘留令（Suspension Direction）下获释。如果违反任何相关条件，内政部长可撤销中止令，并再次下令拘留违例者。
内部安局指出：“任何人若与外国政府建立不当关系，并听命于外来势力、参与有害我国安全和双边关系等利益的活动，新加坡政府都将严肃看待。”
公众一旦发现任何人疑似碰到外国代理人，应拨打1800-2626-473（1800-2626-ISD）通知内安局。
在美国被判14个月
姚俊威（Dickson Yeo），出生于1981年，新加坡籍，曾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2015年，他开始为外国情报部门工作，向美国空军一名文职人员取得一份关于日本购买美制F35战机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的报告。
2018年，他在新加坡成立美国知名公司Resolute Consulting同名的幌子咨询公司，以招聘为名，收集了400多份简历，大部分是享有机密权的美军和美国政府官员。他之后向他们邀稿，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之交给外国政府。
姚俊威在2015-2019年四年期间，多次到访美国，除了政治领域研究报告，暗中还有一个秘密任务——为外国情报部门进行情报收集。
2019年1月，他飞赴美国，通过利诱美方军方、政府官员以将美方情报转交给第三国。他的联系人甚至包括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
2019年11月，他向美国陆军一名军官要求提供保密信息。该军官举报，结果姚俊威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被逮捕。
2020年7月24日，姚俊威在美国法庭承认，自己为外国政府非法收集情报。2020年10月9日，他被判坐牢14个月，从被逮捕之日算起。
根据美媒报道，姚俊威在检方呈给法庭的签名证词中，承认自己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与情报人员见面不下20次，而且到访中国时获得特殊待遇。
他最初是收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报告和情报，后来把工作重点转向美国。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在美国庭审时，他坚称自己支持中国，但没有出卖新加坡利益。
去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贼喊捉贼”，停止利用所谓间谍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去年12月30日，姚俊威被遣返回新加坡，入境之后被内部安全局逮捕。内部安全局指出，他曾向美方透露，自己除了收集美国情报，同时也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
博导黄靖被指为外国代理人
2017年被驱逐出境
201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被指是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与合作，利用学者身份和职务，接近新加坡具有影响力的名人，企图影响新加坡外交政策，有意识地在暗地里推进另一个国家的议程。黄靖否认这个指控。
黄靖是姚俊威的导师。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黄靖指出，姚俊威是系里其他同事转介给他的，是他所督导的六位博士生之一，但也是表现最差的。
去年8月，《联合早报》引述黄靖说，“我真的很意外，但我很高兴他（姚俊威）落网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害羞又谦虚，但他渴望成为一号人物。你知道，就是那种自我重要感。在那之后，我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些间谍案
1961年美国特工案
1961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工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政治部就是现在的内部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承诺给予这个官员优厚报酬，并保证万一东窗事发，会把他和家人送去美国，保证前途。
该官员三天之后向上司柯里顿报告，柯里顿向总理李光耀报告。
李光耀给柯里顿下指示说：“必须彻查此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要时刻谨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并下令设圈套。
1961年4月，三个美国人不知事情已败露，钻进了圈套。三人到了乌节路附近的一家公寓内，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官员是否诚实，结果被一网打尽，当场被捕。
三人当中，一人是美国驻新加坡领事，有外交豁免权，新加坡政府只能放人；另外两人，一个是CIA驻曼谷官员，一个是CIA驻吉隆坡官员，新加坡政府发出为期一年的扣押令。按新加坡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判12年监禁。
美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对此案一无所知，引咎辞职。
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克亲笔签名，给李光耀致信，称：“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任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李光耀通过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即大使）薛尔克向美国传话，如果美方支付一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释放二人，同时保密。
美国回应，愿意支付100万美元，但对象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大怒，认为此举是在收买政治领袖，是严重的侮辱。在薛尔克再三斡旋下，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后释放了ICA的那两名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再犯。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到，“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1965年9月2日）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公布此事。却没想，美国国务院全盘否认，对李光耀的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中了印尼人的诡计”。
李光耀回应，“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The Americans stupidly deny theundeniable）。
之后，李光耀公布了美国国务卿四年前的那封信。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否认。
1980年苏联“红燕”出手新加坡外交官被套路
1980年3月25日，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译电员黄庆顺因间谍罪被判刑十年。
黄庆顺（Alan WeeKheng Soon）1950年出生，1967年进入新加坡外交部工作，1978年被派往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译电员。
黄庆顺与妻女在莫斯科住在由新加坡政府租下的公寓。1979年5月，黄庆顺在公寓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自称是黄庆顺所住公寓前任住户、调任回国的新加坡外交官的好友，叫柳芭。
两人搭讪起来，之后约在附近的一家名叫Labrinth迷宫的餐馆吃饭。
饭后，两人到酒吧喝酒、跳舞，一直到凌晨一点半。之后，柳芭把黄庆顺带回自己的一房式公寓，两人聊天、喝酒，之后一起过夜。
交往一个月不到，柳芭向黄庆顺表明自己的克格勃特工身份，威胁黄庆顺，要把两人亲密的照片交给他妻子，也威胁对他妻女下毒手，要求他交出使馆译文的代码。
黄庆顺没有将此事告知妻子，也没有向大使报告，而是到公寓附近的地铁站，向柳芭陆续提交使馆的机密电文，同时继续与她幽会。
最后，黄庆顺把整部译电密码交给了柳芭。作为交换，克格勃允许黄庆顺以非正常途径进出苏联，方便他从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终在赫尔辛基被芬兰警方逮捕。
已经掌握线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将他召回国内。黄庆顺自知东窗事发，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苏联，结果被无情拒绝。
黄庆顺回到新加坡之后，即刻被逮捕并控上法庭。主控官指黄庆顺不配合调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出事之后，意图留在苏联，不肯归国。
在庭审时，黄庆顺供认，有一次柳芭指着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毁的奔驰车，告诉他，如果不与她合作，她可以随时安排这类车祸降临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驳，“对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胁手段来逼你交出东西，但对方从未逼迫你继续与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黄庆顺罪名成立，认为他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害；他面对的两项间谍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开执行，一共判刑十年。
1982年新加坡驱逐苏联使馆二等秘书
1982年2月22日，新加坡驱逐苏联驻新加坡使馆二等秘书拉尔金（AnatolyAlexeyevich Larkin）和苏联官员邦达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Bondarev）。
新加坡政府文告指出，拉尔金自1979年9月就派驻新加坡，是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假冒欧洲一家报馆的记者身份，谎称是瑞典公民，接触新加坡武装部队一名技术少尉，向他承诺金钱报酬，换取敏感军事信息。
少尉向上司报告，此事暴露。新加坡政府将拉尔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加以驱逐，限定24小时内离境。
邦达列夫是船厂监工，派驻在新加坡吉宝船厂，负责监督苏联商船的维修。他以介绍生意为甜头，从1979年10月发展新加坡本地一名商人，扩大他的情报网。
新加坡政府随即撤销邦达列夫的工作准证（EmploymentPass），被令24小时内离境，永远不批准入境。
当年，苏联情报人员在东南亚的活动猖獗。1981年底，三名苏联外交官因涉及间谍活动，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1982年2月中旬，苏联驻雅加达使馆武官和一名航空公司经理则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