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表示灵活的工作安排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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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3-02-13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新冠疫情期间的阻断器措施（半封城）并没有促成婴儿潮，但是我们可以吸取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经验，为新加坡及其他地区解决生育问题提供参考。
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社会学教授Paulin Straughan（郑宝莲）认为远程办公可以改变现有的工作模式，如果实施得当，这一工作制度将允许年轻夫妇在投入事业的同时也能增加生育的意愿。
Straughan教授表示，**如今许多民众更重视职业发展，因此建立一个能让人们在事业和家庭间维持平衡的工作机制变得至关重要。**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做法表明即使员工居家办公，企业是仍能保持盈利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都显示，疫情期间出现了“婴儿荒”。在德国和法国，计划在2020年生孩子的民众中有一半推迟了原本的育儿计划。
而在新加坡，**政府发布的人口简报(Population in Brief report)数据显示，2021年的公民出生率延续了十年以来的下降趋势。**新加坡的公民出生率自2012年龙年飙升后持续下降。2012年，新加坡的新生儿数量由2011年的39,654名升至42,663名。
2021年，新加坡的新生儿数量是31,713 (2020年是31,816) 。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 (TFR) 从2020年的历史低位1.1小幅回升至了2021年的1.12。**
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14，然而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才能实现两代人口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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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理公署下属的国家人口及人才署(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表示，**政府没有制定总和生育率的目标，但仍然会坚定支持希望结婚并养育孩子的民众。**
“提高生育率仍是新加坡应对人口问题这一长期挑战的关键。但结婚生子是民众个人的决定，所以我们不会设定生育率目标。”一名政府发言人表示。
根据政府9月份发布的人口简报，虽然在不确定的形势下出生的婴儿总数更少，但比起还没有出现新冠疫情的2019年，2021年结婚的人数则更多。
Straughan教授称，虽然总有人选择以“丁克家庭”（双薪水、无子女）的方式开始婚姻生活，但大多数夫妇仍对生孩子充满了渴望。
Straughan教授表示，**除了居家办公，企业应当为年轻的夫妇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请假制度，允许他们等到孩子不再需要特别护理时再回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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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经济学教授Walter Theseira（特瑟拉）表示，**规范化居家办公和灵活工作的安排至关重要，不要让员工觉得推行灵活工作安排会让他们的事业受到不利影响。**
“不够完善的灵活工作安排会导致企业以不同方式评估居家办公的员工和在公司工作的员工，这意味着居家办公的员工会认为居家阻碍了他们的事业发展。”Theseira教授指出。
然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IPS) Christopher Gee (余国安) 称，强制实行居家办公并非易事。
“居家办公并非适合所有人，比如，护士及工作内容与工作场所密不可分的那些员工。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的工作灵活度最高，最有可能进行居家办公，但基于各种因素，也很难强制要求他们居家办公。”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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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作者包括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拥有知识资本且以此维生的人员，他们不同于靠手艺赚钱的工作者 (如工匠) 和凭借交心谋生的工作者 (如心理治疗师) 。
Theseira教授表示，问题在于，**是否应该为无法实现居家办公的工作者提供补偿性的福利**。
结婚与生育调查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Survey) 显示，已婚夫妇确实希望生育更多的孩子。尽管在3,017名21岁至45岁的受访者中，有半数只有一个孩子或没有孩子，但92%的受访者仍表示他们想要两个或更多孩子。
这个调查结果与2016年和2012年的结果相似。
**已婚受访者不想多生孩子的三大常见原因是经济成本太高、孩子足够多和不想承担抚养孩子的压力。**
在接受调查的2,848 名单身人士中，排在前三位不想生育的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成本高、没有时间和/或精力照顾孩子、以及不确定未来的收入稳定性。**
在《海峡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陈宝玲(Tan Poh Lin)和IPS高级研究员余国安先生建议可以建立一个通用的托儿和幼儿园系统，并由政府对此提供大量补贴。**
Gee先生对《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表示：“既然我们国家对小学教育有强制性规定，那我们也有可能享受由国家提供且给予大量补贴的学前教育和儿童保育服务。”
他补充道，新加坡可以从高收入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汲取相关经验。
以丹麦为例，丹麦成功地将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4提高到去年的近1.8。“这个拥有580万人口的国家在儿童保育和育儿假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男性在家庭中贡献更多，人口性别比例也更均衡。”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法国的数据显示，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的国家生育率普遍较高。法国是欧洲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0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为1.84个。提高生育率的关键在于通过灵活的工作安排或政府对儿童保育等领域的干预来给予职业女性支持。
但Theseira教授表示，重点不应只放在支持职场母亲上面。
“这也是大力推动陪产假并鼓励男性休陪产假的原因。否则，人们会认为只有女性会休产假，女性的工作比男性少，男性在工作中更专注。这些刻板印象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他补充道。
新加坡副总理及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 10月10日在面向社会服务从业者的对话会上提到，政府正在审议多项政策以帮助年轻家庭育儿。
其中包括房屋政策，政府将帮助首次购屋者尽快买到他们负担得起的房子。
**政府还将考虑建立更加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场所，并审议休假措施以帮助家长更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以上措施的细节预计将于2023年公布。
本文于2022年10月23日首次发表于《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文章来源：《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2022年10月23日，星期日
作者：Shermaine Ang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