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思想中国”的一篇报道，有删减。原文为王赓武在新加坡开埠200年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原题为“Singapore history: a tale of Separating and Connecting”
作者介绍：
王赓武（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赓武，1930年10月9日出生于荷属东印度，历史学家、教育家，原香港大学校长。
1955年获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1997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
王赓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2018年9月7日，荣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的那一天，对某些人来说，是马来亚思想的终结。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新加坡独立了。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819年，当时英国殖民商人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使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能够更直接地与中国沿海地区连接通商。
当时，中国（清朝）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英属印度是崛起中的帝国。位于马六甲海峡重要埠的槟城已经证明了这条航线对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贸易的价值。新加坡则是这条航线重要的关口。
1978年的新加坡
二十年后（1840年），英国建立了香港殖民地。
根据1824年的英荷条约，马六甲海峡一分为二。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得以扩张。其他许多国家从便利中获益，并利用新加坡开发当地市场，新加坡地区得以发展。
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寻求与马来人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在霹雳州战争后，实际成为一个混乱实体的首都，人们开始称之为马来亚。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英帝国正在印度西北部过度扩张，并与法国和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的挑战展开竞争。这主要是留给当地官员和新加坡的商行与马来世界重新连接。他们的一些举措非常有利可图，但与马来国家的总体关系却从来就不令人满意。一个关键原因是，新加坡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贸易联系在一起，并依赖中国人支持其计划。
彼时，中国人口还在增长，大批华人进入马来地区。这些当地华人成功地适应了这一新兴体系。大批新来的中国人来到这里，提供奴隶制结束后所需的劳动力。大多数人把新加坡作为前往马来国家和荷兰帝国各个地区的中转港，但许多人留在殖民地。
鼓励马来人和中国人合作符合英国的利益，但新加坡分离的长期影响对日本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1942年，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他们把它看作是这个地区的帝国根据地。他们寻求马来-印尼世界的信任，帮助印度人建立印度国民军，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不同的地方社区进一步分离。
英国人从19世纪末开始试图建立的联系没有起作用。二战后，马来亚联盟的提议不被接受，主要由华人支持的马来亚政党转而反对。此外，马来亚联邦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英国马来亚。对马来领导人来说，那永远是塔纳马拉育，马来的土地。虽然他们需要向其他社区做出让步，以获得国家的独立，但他们拒绝了英国马来亚特有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分离算是理所当然。把英属马来亚和大马拉西亚联系起来更像是即兴发挥，仓促之下，难以重新联合各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几代人通过努力重新建立联系，似乎已经领会了这样一个理念：与远方的人“联系”，与近处的人“分离”，这是他们必须学会处理的事情。（这似乎与中国两千多年前战国的纵横家所说的“远交近攻”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