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鲁—国大学院“丢书”事件背后　是运作失误还是没认真策划？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v/9EaQa Published: 2025-05-24 Source: 狮城新闻 ![耶鲁—国大学院“丢书”事件背后　是运作失误还是没认真策划？ ](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64/17643912.avif?0) 耶鲁—国大学院自2013年开始为本地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博雅教育，提供跨学科课程，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小班讨论。 然而，国大却在2021年8月宣布该书院将于2025年关闭，并与国大博学计划合并为“国大学院”。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引起许多学生和校友的不满，批评校方的沟通和处理方式不够透明。当时还有人发起网上请愿反对这项计划。 这个月，随着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学院也正式谢幕。原以为上述争议已尘埃落定，没想到却因一批“被遗弃的书”再度成为公众话题。 有学生昨天下午（5月20日）发现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门外，堆放着约有六七十袋几乎全新的书籍准备送去回收，认为这些好好的书籍怎可以就这样送去回收厂报废销毁？ ![耶鲁—国大学院“丢书”事件背后　是运作失误还是没认真策划？ ](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64/17643913.avif?0) 数百本书籍被装入白色塑料袋，一袋袋的书籍堆叠在上下车接送处，引人侧目。 （海峡时报读者提供） 多名在籍学生、校友还有公众纷纷对此表达不满，还发起请愿书，要求国大说明，被丢弃的书籍数量和总价值各是多少？其中有多少百分比成功被回收或召回？ 争议一：明明有这么长时间处理书籍，为何要走上“回收”之路？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该校的李姓学生（24岁）事发时就在现场，图书馆管理员告诉他，国大法学院与校园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给予的清理期限非常短，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丢弃这些书籍。 另一个学生谢子毅（24岁）则告诉《联合早报》，当时有学生尝试拿走一袋书本，却被校方管理层制止。他听朋友转述，图书馆管理员解释书本会送去回收是因书本贴有无线射频识别（RFID）贴纸，有安全隐患，且负责部门没有时间和人手一一拆掉这些标签。 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目前由国大图书馆管理。馆长彭丽珊副教授今天在给予学生一个说法时解释，大学一般在处理图书馆书籍时，会把多余的书本送到其他图书馆或赠送给教员，有时也会赠送给学生。无人领取的书则会送去回收，这与一般图书馆的处理方式一致。 彭丽珊说，这次在处理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藏书时，一大部分的书已转交给国大其他图书馆。多余的书只供教员领取，没开放给学生。 校方后来得知许多学生对这些书籍感兴趣，按理大学一般会同意学生的要求，然而校方这次没做到，她为“运作上的失误”道歉。 既然耶鲁—国大学院早在2021年就宣布关闭，有长达四年的时间可以慢慢计划如何处理书籍，为何还会出现这种“运作上的失误”？ 更何况，无论是组织书籍赠送活动，还是召集人手拆除无线射频识别标签，都是可行且不复杂的操作，校方为何没有及早规划，只以‘没有时间’搪塞？ 谢子毅说，学院关闭之际，学生们有个房间，让他们把不要的东西放到里头，供有需要者领取。约两天前，学生还自发把没有人认领的物品和书本送到救世军捐赠物收集站等。 “如果学生都能这么认真地对待书籍，确保它们能好好送出，为何校方没问过学生，就这样把书送去回收？” 至于无线射频识别拆除，谢子毅也说：“如果他们发个电邮给学生，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帮忙。” 争议二：把书籍送去回收厂报废销毁，真的是最后步骤？ 工人党议员林志蔚（盛港集选区）今早也针对“丢书”一事在脸书发表自己的看法。 “小时候，母亲常常告诫我：绝不能坐在书上。在她看来，书是知识的载体，坐在书上是对知识本身的不敬，是对其所承载的价值与智慧的冒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会坐在书上，甚至不会轻率对待一本书。 正如我之前提过的，我和妻子都是以文字为生，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对我们这些热爱书籍的人来说来说，我们始终以一种近乎敬畏的态度对待书籍。因此，当我们听说大量原本存放在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的书籍被草率地丢弃在人行道上，然后将被回收公司粉碎时，心中感到十分难过。” 红蚂蚁算不上是个爱书之人，但从小也被灌输要爱护书籍的观念。正因如此，几乎从未丢弃过书籍。除了教科书和实在残旧破损的书以外，其余的总会想方设法送出去，或摆上网拍卖、或发到各类脸书群“求包养”，甚至放到组屋楼下的社区图书角落。 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眼见完好无缺的书本被扔进垃圾桶，是件难以接受的事。 这也引出了公众的疑问：当高校图书馆进行馆藏汰换时，为什么只限于校内调配、教员或学生认领？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将多余书籍捐赠给社区、送往图书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 红蚂蚁当然也明白，将书籍“捐给有需要的人”听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现实中，图书馆可能面临不少执行层面的限制与制度挑战，例如：物流与运输成本过高、没有完善的国际捐赠机制、缺乏稳定的合作对象、行政资源有限，难以长期维持这类计划等等。 相比之下，采用“校内调配 → 教职认领 → 回收处理”这一流程，在有限成本与管理能力之下，是一种更为可控的现实选择。 问题在于，学校不仅是一个“管理图书资源”的机构，更是孕育下一代、传承知识的地方。若在图书去向上仅止步于最基本的操作流程，是不是太保守、也太可惜了？ 在这场风波引发的舆论压力下，国大图书馆也试图挽回公众观感。图书馆馆长彭丽珊副教授说：“鉴于学生们的强烈兴趣，我们正在组织一场校园内的赠书活动，让多余的书籍找到新的归宿。” 不过，这批准备要送出去的书，究竟是不是原本被打包送去回收、却在批评声中被“抢救”回来的？国大并没有交代，也未透露已被装上回收公司卡车的书籍的去向。 回收公司Green Orange Enviro的一名员工告诉《亚洲新闻台》，这些书籍已被回收。他透露，国大昨天（20日）下午3点左右联系公司，要求停止回收，但为时已晚。 馆长也承诺，校方会审查处理流程，并将采取积极措施，将多余的书籍分发给国大社群和更广泛的群体，尽可能让更多人受益。 耶鲁—国大学院的落幕，本应是一个体面、有序的告别。但图书馆书籍被批量丢弃回收的事件，却揭露了校方规划与协调的盲点。 图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承载着一个教育机构的价值观与文化姿态。即使面对现实的成本与人力限制，校方在规划与沟通上，是否仍可更周全、更尊重学生与公众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