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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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5-16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反殖民民族主义兴起，并于1959年实行自治，在短暂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于1965年完全独立。1965年新加坡民族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开启，在四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中，英语被认定为行政语言，其他三种语言也作为“母语”。新加坡的官方母语政策也造成了筒仓效应，导致中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间的跨语言交流极少，他们依赖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用英文写作的新加坡民族文学存在先天缺陷，一方面难以磨灭“英联邦”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人为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亟需在短时间内简单确立。比较代表性的是英文诗人唐爱文（Edwin Thumboo）的诗歌《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成为新加坡国民教育的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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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文《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

新加坡文学奖设立的背景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背景。**新加坡刚独立时，全国200万人口中，75%以上都是华人，即便到现在，华人在新加坡的占比也很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和幕僚们商讨过后，决定把英文作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新加坡英语文学逐步获得世界认可。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我们如何消失》（How We Disappeared）成为新加坡唯一入选“大禧读物”（Big Jubilee Read）清单的文学作品，该清单旨在提升阅读乐趣并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

李晶晶（Jing-Jing Lee，1985—）处女作《我们如何消失》讲述二战背景下17岁的主人公被塞进运兵车送往日本军事妓院，这段经历困扰了她一生，描绘出新加坡女性受害者在战争中沉默和消失的形象。多种现象表明，英语在提高新加坡文学知名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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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消失》

**新加坡国家发展策略的转变。**1968年，李光耀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说过一句名言：“诗歌是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因为新加坡人应该优先考虑科学技术来实现国家现代化，所以造成了官方支持文学创作的起步晚。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动国民教育举措，对新加坡的文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民的民族本能，并且提出文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新加坡教育部关于新加坡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新加坡文学的人文主义原则，文学使国民跨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障碍，助推“审美和想像力的增长”，“探索人类关注的领域，从而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二是新加坡文学的过程化原则，民族文学使得英语文学占有一席之地，但不优先，兼顾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等语种的灵活性，注重时代和地区的变化。新加坡政府着力定义、构建、分享新加坡文学这一公共领域。

**各类文学活动的兴起。**许多与新加坡文学相关的文学出版物和材料可以在网上找到，如《新加坡文学季刊》、网站Singapore Poetry和数据库Poetry.sg。各种非营利组织也在努力通过新加坡诗歌写作月、移民工人诗歌比赛、新加坡作家节和全国诗歌节等活动在脸书上分享，提高公众对文学的认识。阅读活动的兴起促进了新加坡的文学出版。2011年，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重新出版了几部已经绝版的英语小说，如Lloyd Fernando的《蝎子兰花》（1976年首次出版）、Goh Poh Seng的《自焚》（1977年首次出版）。Epigram Books还将其电子书在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上架，从而面向全球读者展现新加坡文学。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Math Paper Press、Ethos Books等在获奖作品翻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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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诗歌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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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Poetry.sg

**新加坡文学奖（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设立于1992年，是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迄今已有150多名作家获奖。新加坡文学奖由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主办，面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开放，其作品在新加坡或国外指定时间内出版。设立新加坡文学奖目标：一是通过对新加坡作家在四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出版的杰出作品给予应有的认可，促进新加坡文学人才的发展；二是激发新加坡公众对创意写作的兴趣和支持。新加坡文学奖的设立，促进了新加坡文学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承载了新加坡的文化记忆。

新加坡文学奖的三个时期 

**1992—1999年，新加坡文学奖的摸索时期。**1992年，林苏辰（Suchen Christine Lim，1948—）的第三部小说《色彩缤纷》（Fistful Of Colours）荣获首届新加坡文学奖，也是新加坡文学经典中的一部开创性小说。该书主人公苏文（Ong Suwen）在深入探寻继父家族的历史中，揭示了新加坡第一代移民和居民的希望和奋斗。评论家将林苏辰的第一部小说《饭碗》（Rice Bowl）描述为“新加坡独立后的里程碑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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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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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碗》，ISBN 9812040994，Publishe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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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缤纷》ISBN 9812480129，Publisher: Straits Times Press, Singapore (3rd ed.)

1993年，新加坡文学奖设立诗歌和戏剧两个奖项。1994年仅设小说奖项，1995年仅设诗歌奖项，此后奖项交替设置延续到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由于经济问题，新加坡文学奖暂停评选两年。

1993年，德斯蒙德·西姆（Desmond Sim Kim Jin，1961—）凭《我去过的地方》（Where I’ve Been）成为新加坡文学奖诗歌优异奖项的首位得主。该诗集由62首诗组成，讲述了诗人的旅程和个人经历。

哈里斯·沙玛（Haresh Sharma，1965—）凭《建设中》(Still Building)成为新加坡文学奖戏剧优异奖项的首位得主。在此期间，张科林（Colin Cheong，1965—）三次获奖，《空甲板和空地方》（Void Deck and Other Empty Places）于1995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诗歌表彰奖项，小说《橘子》（Tangerine）于1996年荣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小说《柜子里的人》（The Man in the Cupboard）于1998年荣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小说优异奖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文学奖在奖项中缺少稳定性，评奖规则也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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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沙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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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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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新加坡文学奖的确立时期。**1999年，新加坡批准实施15年的“文艺复兴城市”计划，旨在通过发展文化推动城市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跨越。虽然文学创造力不一定与政府举措同步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艺术委员会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激励和基础设施支持。2000年，新加坡文学奖更名为戴莫克斯新加坡文学奖（The Dymocks 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明确颁奖对象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2004年起，新加坡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雷克斯·雪莱（Rex Anthony Shelley，1930—2009）凭《玫瑰河》（A River of Roses）成为2000年度唯一的获奖者。该小说以二战后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为英国共产主义地下运动的线人提供情报，随后卷入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2004年，新加坡文学奖以四种官方语言的奖项设置回归。

英培安（Yeng Pway Ngon）的中文长篇小说《骚动》（*Unrest*）成为新加坡文学奖中文奖项的首位获得者。英培安敢于涉猎新加坡文学“禁忌”的主题——情色爱欲，也使其成为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主力之一。此后，英培安于2006年、2008年、2012年荣获三次新加坡文学奖，2016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优异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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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194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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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系列作品

穆罕默德·拉蒂夫（Mohamed Latiff Mohamed，1950—2022）于2004年、2006年、2008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马来语奖项，获奖作品为诗歌集《我很安静》（*Bagiku Sepilah Sudah*）、短篇小说集《乡愁》（*Nostalgia Yang Hilang*）、诗歌集《当蝴蝶折翼时》（*Bila Rama-rama Patah Sayapnya*），增强了马来语文学的创作与保护。小说家巴拉克里希南（M. Balakrishnan）的《饵料鱼》（Thondil Meen）荣获2004年新加坡文学奖泰米尔语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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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拉蒂夫

**2014年至今，新加坡文学奖的成熟时期。**2014年，新加坡文学奖结合文学体系常见分类，细分为小说、诗歌、非虚构类并对应四种官方语言。此后，涌现了大批的作品和作家，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强。2018年，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获得新加坡文学奖英语小说奖项。程异同时专注于中国文学的英语翻译，尤其是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有刘心武的《钟鼓楼》（*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双雪涛的《艳粉街》（*Rouge Street*）、邹静之的《九栋》（*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龙岭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等。程异主张逐步建立“以纸质书籍为主体，新媒体为补充”的文学译介的海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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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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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紧急状态》

个时期，新加坡文学奖评选规则日趋完善，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主要奖项：非虚构、小说、诗歌、漫画/图画小说、翻译、最佳首秀，为每个类别的获奖者提供3000新元的最高奖金。

以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的规则为例：一是该奖项面向所有申请时年满18岁的新加坡籍公民或永久居留权作者；二是每件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三是一般参评图书在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之间出版，参加翻译奖评选的图书在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之间出版；四是两名以上作者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或漫画选集不符合参评资格；五是已出版发行的纸质出版物才符合参评资格，电子书和有声读物除外；六是在报纸、杂志或网络上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诗歌或散文集都符合资格，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版；七是重印、再版不符合参评资格；八是过去从一种语言翻译成英语的新加坡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有资格参加2024新加坡文学奖翻译类别，前提是翻译作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版。

新加坡文学奖典型获奖作品分析 

2014年，阿曼达·李·科（Amanda Lee Koe）的《道德恐慌部》（Ministry of Moral Panic）获得新加坡文学奖英语小说奖项。该书充斥着天马行空及新奇刺激的故事情节，国家标志性建筑鱼尾狮雕塑被重新定义、想像及讨论。书中也穿插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情节，1950年新加坡种族骚乱的炮灰女孩玛丽亚·赫尔托赫（Maria Hertogh）在美国太浩湖（Lake Tahoe）做服务员的故事。书中讲述了一个扭曲的世界，充满了名誉焦虑、道德相对主义、性坦率以及人际关系的不可思议。作者探索以散漫、偏离中心的方式理解新加坡，引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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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陈福财的艺术》（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获得新加坡文学奖英语小说奖项。该书用漫画讲述非官方版本的新加坡建国故事。故事本身围绕两个人展开：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李光耀，他曾长期担任总理之职，于2015年去世，享年91岁；另一个是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他那引人入胜的演讲曾促使很多新加坡人相信，他们可以独立于英国的统治。

林清祥在新加坡的官方历史叙事中是不足挂齿的角色，但在书中，他是一个中心人物，本有很大可能当上总理。读者慢慢才会发现，陈福财是虚构的，甚至也不那么有名气，而“呈现”其作品的刘敬贤才是真实存在的艺术家。《陈福财的艺术》是罕见的针对新加坡历史与政治的讽刺作品，在这个岛国之外也获得了意外的畅销。“当人们问我关于新加坡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漫画家，”刘敬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书旨在为新加坡的历史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版本，鼓励读者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所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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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谢裕民（Chia Joo Ming）的《建国》（*Kian Kok*）获得新加坡文学奖中文小说奖项。谢裕民出版11部作品，此前有四部作品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包括《世说新语》《重构南洋图像》《m40》与《放逐与追逐》。

小说通过男主角建国在2015年12月31日，回溯SG50这一年，以及他在这半世纪的生活与国家的发展。建国生于1959年，这一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父亲便为他取名“建国”。建国是华校生，毕业后当公务员，是一名建筑绘图员。随着政府部门私营化、电脑化，中年建国被裁，从此以教补习为业，“兼职”玩股票，积极地过自己的被裁生活。教补老师回望的2015年，对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大选、烟霾突破100点等都心有戚戚焉，比如作为在建国年代出生的人，他对建国总理的感受等。建国还编写了一本《SG50辞典》，在小说之外附设词典，记载这一年发生在新加坡或与新加坡人相关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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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裕民（Chia Joo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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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王赓武（Wang Gungwu）的《心安即是家》（*Home is Where We Are*）获得新加坡文学奖英文非虚构奖项。王赓武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统英文教育，在东南亚多族群聚居的社会中成长，青少年时期遭逢战乱和动荡，不得不在中国、南洋和英国等地辗转求学。这一独特的生命体验使王赓武得以站在“多重世界”的交汇处，探讨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寻找家园”归属感等复杂命题。学成后，在横跨三大洲数十年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与同时代的史学、汉学界重要学者，几乎都有交往；林娉婷更是他领悟“爱”与“家园”的人生伴侣——由此构成的个人与时代的画卷，经由朴素儒雅的笔墨，展现得波澜壮阔，又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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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即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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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王赓武回忆录》

结语 

1965年，新加坡成立以来，历经混乱、孤立与焦虑。新加坡通过新加坡文学奖确立文学的重要意义。新加坡文学奖不仅赞扬作家，而且是对他们贡献与成就的肯定。文学养分既激发了新加坡人的想像力，也激励著新加坡人的批判性思考，并通过同理之心联系多元文化，促进社会进步。

作者：邹浩，单位：中国书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文《新加坡文学奖研究》发表于《新阅读》2024年3月刊

参考文献

\[1\] Philip Holden. On the Nation’s Margins: The Social Place of Literature in Singapore\[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5(1): 3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