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现代建筑戴上中国式的屋顶：一场Citywalk探索新加坡的中国复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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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9-09
Source: 狮城新闻

走过新华路很多次，终于认真看见了这栋建筑——新华路200号。

在一片西式花园洋房之间，它显得格外特别。重檐大屋顶、琉璃瓦、飞檐翘角，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中国味道”。

这种建筑风格，在英文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Chinese Renaissance**，一般翻译为“中国复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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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复兴式”，主要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一批到欧美学习建筑的年轻中国建筑师陆续回国。

他们学会了西方现代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方法，却开始面对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西化？如果不是，中国的现代建筑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建筑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外国势力的介入，香港被割让，多个城市成为通商口岸。

到了二十世纪初，从政治、社会到文学、艺术和建筑，都出现了各种关于国家更新与文化复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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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naissance，其实也可以放进这个更大的时代背景里理解。

这些年轻建筑师想做的，并不是简单地把古代建筑复制一遍，而是尝试用他们从西方学到的现代建筑技术，重新寻找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建筑语言。

建筑的结构可以是现代的，甚至使用钢筋混凝土，但外面重新出现大屋顶、斗拱、琉璃瓦、飞檐以及传统纹饰。

其中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就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吕彦直。他设计的南京中山陵，便是这种探索的重要代表。

另一位建筑师董大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36年，他在英文杂志*T’ien Hsia Monthly*回顾这一代留洋建筑师时，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形容为一场运动：

这些年轻人从欧美学成归来，希望让一度失去生命力的中国建筑重新活起来，不再只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真正属于现代中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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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往前追，会发现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源头。

**最早尝试把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形式结合起来的人，竟然不是这些中国建筑师，而是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机构在中国兴建教堂、学校、医院和大学时，已经开始尝试在西方建筑中加入中国传统元素。

他们与后来中国建筑师采用的方法有些相似，目的却并不一样。传教机构并不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而是希望减少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的陌生感，让教会及其学校、医院更容易进入中国社会。

一个很早的例子，是十九世纪70年代建成的贵阳圣若瑟主教座堂。一座天主教堂，却出现了一座类似中国宝塔的钟楼。

今天看起来甚至有一点奇异：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空间，却披上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衣。

**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借用中国建筑语言，让外来的宗教更容易进入中国社会；后来，中国建筑师接过这种东西融合的方法，却用它寻找属于自己的现代建筑。**

形式相似，背后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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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naissance 真正值得看的，从来不只是那些大屋顶、飞檐和琉璃瓦，而是它背后的问题：**当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它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现代化，又是否一定意味着西化？**

这场建筑运动在中国大陆持续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

如果把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早期的东西融合实验也计算进去，大约只有半个世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建筑语言也逐渐退潮。

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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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它在台湾继续发展。台北及附近的南海学园、圆山大饭店、故宫博物院，以及后来落成的国家戏剧院与国家音乐厅，都可以看到类似思路的延续：现代建筑的结构和功能，却披上非常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作为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其实，也有不少中国复兴式建筑。**

如果往前追，新加坡最早的“中国复兴式”建筑，与中国竟然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源头——**也是基督教传教士。**

一般被认为新加坡最早的例子，就是牛车水的**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Telok Ay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这座教堂由美国卫理公会传教机构兴建，1923年至1925年间建成，设计来自当时新加坡最重要的建筑事务所之一 Swan & Maclaren，具体负责设计的是建筑师 Denis Sa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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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给建筑师的任务很有意思：在牛车水中心设计一座所谓的**“institutional church”**。

按照当时卫理公会的概念，这并不只是一座星期天做礼拜的教堂，而是要把宗教、教育和休闲、社区活动全部容纳在同一栋建筑里。它既是教堂，也是教育和社群活动的空间，服务牛车水不断扩大的华人基督教社群。

建筑师于是面对了一个与中国传教士建筑非常相似的问题：

**一座属于西方宗教的现代建筑，放进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牛车水社区里，究竟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最后出现的答案，就是把西方教堂的功能和空间需求，与中国传统建筑的视觉语言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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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种建筑形式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最初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华人社会想要寻找一种“民族建筑”，而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教、教育和社会服务网络而来。

但是到了战后，情况又改变了。

1950至6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更多“中国复兴式”建筑。

南洋大学图书馆与行政楼、克里门梭道的端蒙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潮州大厦、美芝路的琼州大厦、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及中正中学（总校）的行政楼，都可以看到这种建筑语言。

这时候，“中国复兴式”已经不再主要属于传教士和教会。

它进入了华文大学、华校、宗乡会馆、商业机构等完全不同的空间。

而这些建筑出现的年代，恰好又是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自治、加入马来西亚、分离，再到独立的时期。华人社会也正在重新思考教育、文化以及自己的身份。

于是，同样一个中国式大屋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表达的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件事情。

在二十世纪初的传教士建筑里，它可能是让西方宗教更容易进入华人社会的一种方式；到了1920、30年代的中国，它成为年轻建筑师对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探索；1949年以后到了台湾，它又进入另一种政治与文化语境；而在战后的新加坡，它则与南洋华人的教育、社群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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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形式可以旅行，意义也会在旅行中不断改变。

这样再回头看新华路200号，就会觉得它不只是一栋漂亮的“中式房子”。

这栋建筑始建于1934年，由建筑师甘少明设计，后来在1948年经历改建。在以西式花园住宅闻名的新华路上，突然出现这样一栋建筑，它留下的其实也是那个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中国”的一次尝试。

而对一个从新加坡来到上海的人来说，看见它，又多了一层趣味。

本文资料参考自： Julian Davison博士所撰写的Chinese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9月20日（星期天），脚遛书店请来了好朋友——香港大学建筑学博士陈昱宏，带大家走一趟Citywalk，边走边聊新加坡的中国复兴式建筑。

结束后再回到脚遛书店，做一场分享，从跨地域的角度，一起认识这个有趣的建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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