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推行双语教育，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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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19-03-24
Source: 狮城新闻

中英文俱佳的“双母语”教育是很多父母的梦想，那究竟能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双母语”人才呢？我们都有天赋的语言学习能力，这种能力尤其在幼儿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推论

乔姆斯基提出自然语言的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普遍性,二是形式普遍性。人的语言知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全人类语言所共有的,称为普遍语法;另一部分是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称为个别语法。前者是人类通过生物进化和遗传先天获得的,后者是人出生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学习掌握的。人在出生时大脑结构已经决定了人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这部分能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且每个人都相同,这就是普遍语法状态。

语言学习也是一种天赋,是一种内在的机能,人之所以习得和使用语言,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这种能力需要得到后天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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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过分强调了如果没有天赋结构,外部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就无从谈起。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指责为天生主义，因此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任时奉行“精英主义、贤能制度”的治国理念。早年间李光耀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竞争丹戎巴葛议席，遭到民主党候选人的公然挑衅，对手称他不会中文读写，根本没有能力代表华人选民，这件事让李光耀很受触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认识到学习双语的重要性。

他五十年来投注心力，制定和实施双语政策，把新加坡从一个语言复杂的前英国殖民地打造成一个多数人通晓英文，同时懂得自己母语的国家。新加坡因此成为一个成功推行双语教育的典范，但在其国内教育界，关于到底应以中文为主、推行英语，还是以英语为主、辅修中文的争论，一直不曾断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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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可能没有什么教育政策要比如何进行中英文双语教学(以下简称双语教学 )让教育部更头疼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的语言教学政策是新加坡过去经济起飞的原因之一，也将是决定新加坡未来竞争力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难怪为什么双语教学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

现在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继续坚持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其他母语(华文)为辅。这个阵营里的讨论集中在各种各样复杂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希望学生中英文俱佳；另一个阵营同样希望学生中英文俱佳，但是他们希望为华语正名，不要让华语只是作为辅修而存在。

其实两个阵营的辩论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他们共同希望实现的目标，即学生中英文俱佳，可能是有问题的。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最后可能都是事倍功半。尽管我不是语言学家，但是我有非常痛苦的双语学习经历，即使如今也在被双语问题困扰，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为双语教学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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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6岁离开中国，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和同龄人一样，我是在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习英文，一直学到大学毕业。尽管在历次英文考试，包括中国大学生英语四级、六级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英文考试，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刚到美国的第一年，让我着实为自己听、说、读、写上的能力不足深感苦恼。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语言的习得不是在学校通过学语言的方式就可以学习和掌握的。

中文和英文之间不单单是词汇、发音、语法的差别，隐藏其间的是哲学和思维方法上的巨大差异。要把英文学好，需要充分浸淫于英语的环境中，忘掉中文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同样要学好中文，也是一样的。因此要把两种语言都达到母语的程度，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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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的学术专业领域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华裔学者，在他看来他是位语言天才，他是在非常不好的环境里开始学习英文的，但是他现在可以非常自如地在中英文之间转换，可以用英文跟美国学者讨论欧美历史与文学，也可以用中文，也就是他的母语，和中国学者进行哲学对话。他给我分享了自己教育儿子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他告诉我，他一开始也是希望儿子中英文都能达到母语的水平，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访学的经历，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认为把两种语言都学到母语的程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管学习什么语言，一定要有一个语言当成母语，先精通这门语言，用这门语言进行非常深入的情感和哲学表达和思考，然后以此为基础来学习其他语言，使其他的语言成为熟练掌握的工作语言。如果一开始都希望把两种语言都学到母语的程度，结果可能是两种语言都学不好，都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

和他的这番对话对我的启发很大，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把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中英文)都掌握到母语的程度。看来，这是我们这些不得不经受双语学习之痛的人的共同体会。

我在1946年到英国念书，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后深有感触，那些拥有华文之文化根底的华人，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则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行为举止不像华人，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华文，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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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的学习、生活和教学的经历，我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应该跳出以往的思路，采纳更灵活的制度设计。

首先，以英文为主要的工作和学习语言的大原则不能变，这是新加坡的特色和优势，也是对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把英文确立为主要的工作和学习语言，并不是要求每个新加坡人的英文水平都可以达到以英文为母语的水平。

第二，华语教学非常有必要加大投入，华语要能成为以英文为母语的新加坡人的熟练的工作语言。对以英文为母语的新加坡人有太高的华文要求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是以英文为主修还是以华文为主修，应该成为学生的自由选择。在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科目，由学生自主选择是用华文还是英文进行教学和考试。在自然科学、商科、工程类科目，一律用英文进行教学和考试。

所以，每个学科对英文程度的要求是非常不一样的，母语为华文的人，只要英文可以达到工作语言的标准是完全可以在自然科学、商科和工程类有所作为的。这个思路是希望学生对一种语言精通到母语的水平，而将另一种语言作为自己熟练的工作语言。

在我看来，从这个思路出发的双语教学制度的思考和设计，可以使新加坡走出双语教学的困境，焕发出空前的活力和创造力。当然，这个思路对当前的教育体系、师资和教育资源的挑战也是空前的，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破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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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只能将一门语言掌握到母语的程度，我们应该在保证孩子学好母语的基础上，再来不同程度地学习和掌握第二乃至第三种语言。

母语学习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认知发展过程，需要母语环境的支持。由于同时生活在两种母语环境中不可能，有些人采取分阶段“双母语”计划，让孩子在国内接受一定的基础教育即小学毕业后，再转到国际学校或者留学国外，认为这样可以中英文两不误，最终学成“双母语”。

这实在大大低估了语言学习的难度。学好母语不仅需要母语环境，还需要持续连贯的母语环境。语言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理念，其运用变化都是十分细微和多变的，只有掌握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才能将语言学到母语的程度。这不仅需要在母语环境的日常生活中去体会，更需要从出生开始的点点滴滴地学习和日积月累。

母语学习开始于婴儿的“牙牙学语”，然后进入小学进行正规的学习，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这是各国教育通例。

也就是说，最低限度需要十八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保障母语学习的效果，才能让母语水平满足将来的生活工作以及高等教育的需要。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人人都将母语学得很好，国内孩子每天生活在中文环境中，孩子们的阅读写作口才以及思维深度也还是千差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