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理黄循财明明是叫Huang Xuncai嘛，为什么现在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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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5-22
Source: 狮城新闻

前两天，有眼尖的读者发现，新加坡新科总理黄循财，初中年代的英文姓名是Huang Xuncai，与中国大陆拼法一样，那么，为什么现在英文姓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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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好奇和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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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读者留言说，“为了显得更独立，更与众不同嘛”。

当然不是。

出道13年就当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一路开挂‍

（黄循财从小是英校生，华语很差；获推举为总理之后，突击学习，效果还可以）

没错，不同时代的新加坡华人，英文姓名的拼法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本月25日，新加坡天府会有个电影招待会和座谈会，参与座谈的四个人，姓名的英文拼法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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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码报名，出席座谈会暨电影招待会）

新加坡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英文姓名是Shawn Huang Wei Zhong，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著名导演梁志强，是Jack Neo Chee Keong，是洋名加上方言拼音。

许振义，是Koh Chin Yee，方言拼音。

彭世新，是Jack Peng Shixin，也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黄伟中工作的财政部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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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Chee Hong Tat，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也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政务部长颜晓芳，Gan Siow Huang，还是方言拼音。

到了黄伟中，就用汉语拼音了。

同是华人，为什么英文姓名拼法有这些差异？

这就得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语的演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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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前几天汪老师学园让我办了个讲座，正是这个课题。**

且听我细细道来。

**唐山与番邦**

这个讲座题目是：从“唐山”到南洋——新加坡华社、华语面面观。

有朋友问我，同样是地名，为何唐山要打引号，南洋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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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出席这场讲座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大家来说，看到“唐山”二字，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河北省唐山市。

但是，我这个讲题中的“唐山”，却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代称。例如李小龙1971年出演的功夫电影《唐山大兄》，还有费翔《月琴》的“唱一段唐山谣”，这里“唐山”都是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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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在新马一带经常见到的财神爷牌位，上联是“五方五土龙神”，下联是“唐番地主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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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不但希望有“唐土”（也就是东土大唐）财神的庇护，也希望有“番邦”（也就是南洋、东南亚）财神的保佑，中外通吃，大杀四方。

十九、二十世纪，闽南人下南洋的时候，经常吟唱《落番歌》。歌名为“落番”，说一千，道一万，皆是被迫离乡背井，从有高度优越感的“唐山”，到充满着贬义的“番邦”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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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福建移民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海唇福德祠。这两座庙宇大门挂着的楹联，上联说的是“异域”，下联说的是与之对应的“中华”“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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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唐” “番”之别。

2023年，新加坡厦门公会创作会歌《心安所在是阮兜》（闽南语，意即“心安所在是吾家），歌词有“阮的祖先为着生活，离开唐山南洋靠岸”两句，也是使用了“唐山”这个词。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误以为我讲座题目指的是河北省唐山市，所以，必须把“唐山”二字加上引号。

**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提起新加坡的历史，不少人马上会想到1819年英国人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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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带来天文、地理等发展，之后带来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事大国崛起，派出舰队四处建立殖民地。

当时，为了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经营的港口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到马来亚一带，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自由港。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苏丹、天猛公签署开埠协议，把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五年后，1824年8月2日，英国人给苏丹、天猛公送去白花花的银元，他们就把新加坡割让了。自此，新加坡成了“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又过了六年，1832年12月，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至新加坡。由于政治中心转移，许多马六甲富商选择南下，跟着海峡殖民地总督，润到了新加坡。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从马六甲转移到新加坡。

这可是件大事，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命运。

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峇峇富商南下新加坡**

在这个时代，润来新加坡的这一批华人，都是峇峇娘惹。他们许多人在南洋已经历了几代人，因此也称为“老客”。

虽然在饮食、建筑和礼俗上，老客一定程度仍维持着华人传统，但是语言上大多数已经入乡随俗，使用受闽南语影响很深的峇峇马来语，或者是英语。

以福建峇峇为例，最有名的，一个是薛佛记，一个是陈笃生。

薛佛记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之后，薛佛记南下经商，并开辟“恒山亭”义山，以办理旅居新加坡乡侨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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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华人落番，百年之后无法回归唐土，只能在地安葬。处理后事成了最重要的移民事务之一，因此，义山逐渐演变成了最早的社团组织。

在新加坡，华人移民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港湾登陆，之后在附近落脚，生活、工作。在那一带附近自然就形成了坟山，包括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客家人的青山亭和绿野亭，以及潮汕人的泰山亭。这些坟山后来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例如泰山亭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义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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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笃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1798年生于马六甲。家族早年以种植业为生。陈笃生20岁迁居新加坡，初以贩蔬菜、水果、鸡鸭为业，后来经营土产和建筑材料贸易，大获成功，成为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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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作者向副总理黄循财介绍天福宫。图源：黄循财脸书）

1840年，陈笃生带头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1844年，他捐资兴建贫民医院，后改为陈笃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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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落亚逸附近的，除了福建人的天福宫之外，也设立了潮汕人的粤海清庙，崇祀海神妈祖，以及广府和客家人的海唇福德祠，崇祀大伯公。

**大批“新客”走线南洋**

新加坡1819年开埠之后，尽管清朝仍实施海禁，但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于是开始有人冒险“走线”，偷偷出洋。

**我们的祖先，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到了1860年之后，清英签署《北京条约》，开放华工合法出洋，于是，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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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峇峇娘惹这些早已融入当地的“老客”，这批移民初来乍到，所以，称为“新客”。

有些新客说出来，那是大名鼎鼎。比如陈嘉庚、李光前、黄祖耀。是的，黄祖耀是在福建省金门县出生，之后才辗转来到新加坡的。

**来自福建省金门县的银行界大亨黄祖耀‍**

在那个年代，新客都是使用自己的方言，很少懂得讲官话的。到了南洋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个以汉语方言为划分的社群。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人们按方言而非按中国的行政地域划分社群，于是，便出现了“潮州独立于广东”“福州独立于福建”等有趣的现象。

在新马，讲闽南语的漳州、泉州人氏，统称为“福建人”；讲福州、莆田（兴化）、福清等方言的，各自称“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无论是按照殖民地政府的分类，或者是自发的分类，都不把自己视为“福建人”，因为“福建人”等同于“讲闽南语的人”。

同属于广东，但是，讲粤语的称为“广府人”，讲潮汕方言的称为“潮州人”。实际上，新加坡早年有少数一些来自广西的移民，但由于他们讲粤语，所以也归为“广府人”。

在福建永定和广东大埔、梅县、丰顺等地，都讲客家话，这些人在新马称为“客家人”，既不归福建，也不归广东，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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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较1881年和2010年的人口统计，还会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峇峇娘惹在1881年占华人社群的11%，比海南人、客家人还多。但是，到了2010年，峇峇娘惹的比例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峇峇娘惹已经充分融入华人社群。

 **新加坡华人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个现象是，在1881年的时候，来自福建、广东、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宁波、温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无法单独归类，只能归到“其他”。

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其他”竟然猛涨到6%，比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还要多得多。

为何忽然出现这么多“其他”？原因很简单，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移民潮，来自东南西北、五湖四海。

30年前，我们在新加坡请客吃中餐，不是粤菜就是潮州菜，再不然就是福建菜、客家菜、海南菜。

现在呢？好像除了没见到西藏菜和青海菜，其他什么地方的菜没有？

实际上，“其他”占6%，这还只是2010年的数据。14年后的今天，如果说“其他”的比例已提高的双位数，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

**一粒西瓜**

当时，社会上的通行用语，既不是官话/普通话/华语，也不是英语。

而是俗称“福建话”的闽南语。

原来李光耀张口结舌时，竟如此率真可爱

正因为闽南语是通行用语，所以，在新加坡到处可以见到闽南语的影子，尤其是人名、地名、俚语。

很多人都在笑，新加坡人的普通话很糟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一个西瓜”说成“一粒西瓜”。

此话有理，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一粒西瓜”这类表述是受了闽南语的影响。在新加坡，上年纪的人，大概都说“一粒西瓜”。但是，中年以下的，就慢慢改过来了，开始按汉语量词的标准用法，也说“一个西瓜”了。

**大家来猜猜这些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看看当年盛行一时、很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词汇。

1. “大狗”，意思是警长

2. “暗牌”，意思是便衣警探

3. “吃风”，意思是兜风、旅游

4. “吃蛇”，意思是偷懒

5. “公司”，意思是分享

6. “好彩”，意思是幸运

7. “山龟”，意思是土包子

8. “水草”，意思是吸管

9. “头家”，意思是老板

10. “补水”，意思是加班；“水”就是钱，加班有加班费，因此是“补水”

11. “做工”，意思是工作、上班；当然，既然有“做工”，就有“放工”

闽南语不但影响新加坡华语，甚至也影响“新加坡英语”。“新加坡英语”当中许多独特词汇，其实都来自闽南语。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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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ypoh，意思是“多管闲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职业就是牙婆

2. bojio，意思是“没约”，例句：昨晚喝酒你怎么bojio

3. jialat，意思是“吃力”“糟糕”

4. chiong，字面意思是“冲”，引申义为“玩个痛快”，例句：今晚上哪里chiong？

5. bochap，意思是“不管不问”“不理会”

6. cheem或chim，意思是“深奥”

7. catch no ball，意思是“不得要领”“不懂”，源自“掠无球”，就像守门员抓不到球

8. kiasu，意思是怕输

9. kiasi，意思是怕死

10. kiabor，意思是怕老婆

**从Huang Xuncai到Lawrence Wong**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说说为何黄循财的中学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汉语拼音Huang Xuncai了。

得从1979年“讲华语运动”说起。

当时李光耀认为，每个人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孩子在学校要学英文，如果在家里、在社会上用方言，那么就不可能有余力学好华语。

于是，他启动了“讲华语运行”，停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方言，比如电视、电台。

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学生必须在英文名字后面加上汉语拼音。

在80年代之前，新马本地华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音来拼写英文姓名。比如我的姓名“许振义”，按闽南语拼音，就写为“Koh Chin Yee”。

到了80年代，政府就规定，我不能再用“Koh Chin Yee”，而必须用“Koh Chin Yee (Xu Zhenyi)”。

再过两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出版物上，直接用汉语拼音姓名“Xu Zhenyi”，不用“Koh Chin Yee”。但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上的姓名，例如准考证、身份证、驾驶证，还是必须与出生证一致。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黄循财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发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时，按政策规定，校刊上就只用汉语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后来，既然政府取消强制要求汉语拼音，那么就继续使用Wong Shyun Tsai。至于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长大转信教之后加上去的。由于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长，所以平时就用Lawrence Wong。

又过了几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只能用汉语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发现，比黄循财年轻10岁左右的黄伟中，他使用的便是纯汉语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孩子，跟黄伟中是同个年代的，英文名也都是纯汉语拼音，比如Li Hongyi。

比黄伟中年龄大的那几位——徐芳达、陈振声、颜晓芳，就没受到强制政策的影响，所以用的都是方言拼音姓名。

然而，人们对人名、地名寄托了很深的情感。许多人无法接受自己姓“Lee”，而孩子只能用汉语拼音“Li”。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允许保留方言拼音的姓，但名字必须用汉语拼音。因此，有一段时期，新加坡孩子是采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这样的取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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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间对此还是不满意。经过几年反映和争取，政府最终做出彻底让步，彻底放开，不再规定人们取名必须用汉语拼音。所以，到了现在，就“百花齐放”了，既可以采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汉语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纯汉语拼音。

**“移二代”怎么取名？**

说到这里，就有人问了，那么，中国新移民的第二代，取名是怎么取的？

首先，还是得回到“方言/籍贯”这个义项。

前文说了，殖民地政府把华人分为福建（闽南）、福州、兴化、福清、粤语、潮州（潮汕）、客家、海南、其他。新加坡独立之后，沿用了这个方式。我是独立之后出生的，在我的出生证上，父亲的“方言籍贯Dialect Group”是“Hokkien”（福建/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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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很传统，规定孩子的籍贯和姓氏只能随父亲，因此，我的籍贯也是“Hokk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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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论原乡是哪里，到了新加坡之后，“方言/籍贯”一律归为“Mandarin”。即便是来自闽南地区、潮汕地区、粤语、客家、海南方言地区的，也是“Mandarin”，而不是“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Hainan”。

与本地人一样，新移民在新加坡生下的第二代，籍贯随父亲。如果父亲是新移民，那么，孩子的籍贯就一样是“Mandarin”。

解决了“方言/籍贯”问题，那么就谈到取名了。“移二代”取名，当然是按中国的习惯，全用汉语拼音，例如彭世新。

另一方面，即便是本地人的新生儿，越来越多人，自主选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的取名方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本地年轻父母懂得方言的人越来越少，要使用方言音给孩子取名，实在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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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省长”变成“颜省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各方言对某字的发音不一样，就出现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况。

例如，“黄”在闽南语写作“Ng”，在粤语写作“Wong”，一字多音。

例如，“Ng”在闽南语是“黄”，在粤语是“吴”，一音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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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早年拼写不规范，新生儿注册姓名时，一般都是由父亲口述，注册站人员书写，于是就出现了同个方言同个念法，但是不同书写形式，例如闽南“许”，大部分写为“Koh”，但也有写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长许文远 Khor Boon Wan，也有写为“Kho”的。

由于有些方言音的拼写法与汉语拼音一样，就出现一些笑话。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长和代表团。酒店销售总监在大门迎接的时候，很热情地说“颜省长，欢迎来到香格里拉”。甘省长听了莫名其妙，不过我一听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颜姓闽南人，例如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销售总监看到客人名单上写着副省长姓Gan，不假思索以为他姓颜，其实大谬不然。

**新加坡这些奇怪的地名**

其实，不仅人名，在那个时期，连地名都被强制改为汉语拼音，比如义顺，本来是潮州话拼音“Nee Soon”，改为“Yishun”。

新加坡有很多地名，都是以方言来拼成汉字。比如Bukit Timah，如果用普通话来音译，应该是“布吉提马”。之所以音译为“武吉知马”，因为是用了闽南语。

这类例子很多，比如Jurong（念为Joo-rong），音译为“裕廊”而不是“祝荣”；“Tanglin”音译为“东陵”而不是“唐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深深的时代烙印**

不仅新加坡，其实，中国汉语当中有许多标准翻译名词，其实也都是用闽南语或粤语等南方方言音译，而非普通话。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洲国家Sweden，如果按普通话音译，应该是“隋登”，但是，它却叫“瑞典”。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用闽南语一念，就完全对头了。

还有个例子是美国前总统Obama，音译为“奥巴马”。为何不叫“奥巴马”？同样的，用闽南语念就顺了。

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这些标准音译名词干嘛都不用官话或普通话音译，而使用南方方言呢？

我想，应该是跟时代有关系。

最早接触这些外国地名、人名的，应该都是从福建、广东出去的中国人。那个年代官话并不普及，这些人做起音译来，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难免受自己方言的影响。所以，就出现了“瑞士”、“奥巴马”，合情合理。

**不管本土羊或外来羊能领好头就是好的领头羊**

同样的，新加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中国很深远的影响。

最早下南洋的华人，形成了“老客”峇峇娘惹。到了二十世纪，大批“新客”南下，与老客碰撞出火花。我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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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新客”陈嘉庚从“峇峇”薛中华手中接过管理权，对福建会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会员制、规定董事和会长任期、引进民主过程等等。对此，福建会馆文献记载“新加坡闽人最高社团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中国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陈嘉庚带动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

有远见的社群关注的是领头羊是否给力，绝不会纠结于领头羊是本土羊还是外来羊。

那个年代的本地人和新客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地人。

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随着新一波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对本地社会肯定也形成影响，就像当年的新客对新加坡的影响一样。

在华语的使用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在新加坡的普及，本地人使用规范华语的也越来越多。同样的，新移民使用本地华语俚语的也不少。这就是融合。

正因为有了当年老客与新客的相互包容和融合，才有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加坡华社。我坚信，现下的我们也应该学习老祖宗的远见和气量，取长补短，兼容并蓄。

只要能做到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下一代的新加坡华社和华人，必定是我们这一代本地人和新移民的“优秀出品”。

后记：本文在汪老师学园5月14日讲座的基础上，有所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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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丨编辑

AK丨编审

新加坡眼丨来源

汪老师学园、新加坡眼丨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