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陵，许多新加坡富豪都是会员，包括中国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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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12-28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俱乐部（1861-1998年？）**

新加坡俱乐部（The Singapore Club）成立于1861年，只收男性会员，入会条件制定得非常高，只招收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欧洲公司的欧洲籍老板、贸易行经理及副理、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

新加坡俱乐部本来设于美芝路，1869年之后辗转搬到莱佛士坊。浮尔顿炮兵连搬到绝后岛（今圣淘沙）和布拉尼岛之后，浮尔顿炮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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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浮尔顿炮台，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富丽敦酒店，英文名照样是Fullerton）

1878年，浮尔顿炮台原址兴建了新加坡交易所大楼（The Exchange Building），新加坡俱乐部迁入，并举行了首届“圣安德烈舞会”（The St Andrew’s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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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的新加坡交易所大楼。图源：roots.sg）

1919年，为了新加坡开埠100周年志庆，殖民地政府大事兴建政绩工程，包括浮尔顿大厦。1926年，新加坡俱乐部迁入浮尔顿大厦。当时共同使用浮尔顿大厦的还有邮政总局、海事局、税务局。

不过，新加坡俱乐部使用浮尔顿大厦一事，引发了舆论。人们质疑，浮尔顿大厦是公款修建，但私人俱乐部只服务于社会上一小群人，不应使用浮尔顿大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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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浮尔顿大厦，也就是今天的富丽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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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尔顿大厦上的英国皇家标志浮雕）

1928年6月27日，浮尔顿大厦正式开幕。《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俱乐部足以与东方任何城市的任何俱乐部媲美。俱乐部地上铺着大理石地砖，装了铜质的电灯。

俱乐部酒吧有200英尺长，俯瞰浮尔顿路，在习习海风中感觉十分惬意。酒吧旁边是阅读室和图书馆，还有三间棋牌室。俱乐部还有个台球馆，可以放进六个台球桌，颇为壮观。面向浮尔顿路的这边则是宴会厅，可坐200人。楼上是俱乐部的客房，有30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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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

二战，日军轰炸新加坡时，新加坡俱乐部的客房成了总督珊顿·托马斯和太太的避难所。日军围城之后，英军守将白思华中将就是在这里向珊顿总督告知投降决定。之后，珊顿总督驱车来到电台，公布投降决定。在日据时期，日本军官占用了新加坡俱乐部，把它作为军官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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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思华签字向日军投降）

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0年，新加坡俱乐部搬离浮尔顿大厦，经济发展局迁入。

1973年，新加坡俱乐部正式改名为“新加坡城市俱乐部”（Singapore Town Club），辗转搬迁至莱佛士坊的海峡贸易大厦（Straits Trading Building）。1988年，新加坡城市俱乐部首次允许女性宾客参加午宴。1992年4月，终于打破历史藩篱，欢迎女性会员入会。

1993年，新加坡城市俱乐部迁至驳船码头一处三层楼战前店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城市俱乐部似乎已解散，至今没有确切消息。

**东陵俱乐部（1865年至今）**

说起东陵俱乐部（Tanglin Club），很多人就有印象了。新加坡许多达官显要都是东陵俱乐部的会员，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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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在东陵俱乐部举办的晚宴。图源：东陵俱乐部）

新加坡186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已有8万余，超半数是华人，欧洲人属于少数。其中，英国人不足500人，大部分任职于殖民地政府机构，其他欧洲人包括德国人、丹麦人、瑞士人、法国人、荷兰人，还有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商人。

大多数欧洲人住在市中心两英里范围内的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和加文纳路（Cavenagh Road），三英里外人口密集度开始降低，超过四英里范围人烟就相对稀少了。

1861年成立的新加坡俱乐部位于市区。到了1865年，有40个欧洲人发起倡议，要在市郊成立社交俱乐部，名为东陵俱乐部，并成立了以警察总监汤姆斯（Thomas Dunman）为主席的筹委会。

1866年6月26日，筹委会在克雷摩路（Claymore Road）以600西班牙银元购买了一处房地产，作为会所；同年12月，东陵俱乐部监事会借了5000元，兴建带有保龄球场、台球馆和马厩的新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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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的东陵俱乐部。图源：东陵俱乐部）

东陵俱乐部成立之后，一直是本地欧洲人社会高层的社交场所。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俱乐部所在的克雷摩路地区已发展为欧洲人的高档住宅区，许多名人居住在此。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们公认东陵俱乐部舞厅为全岛最好的舞厅，尤其舞厅乐队往往引人注目。“东陵舞会”是全岛最具名气的社交活动，至今仍每年在“丘吉尔厅”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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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迎新年舞会合影。图源：东陵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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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东陵俱乐部舞会合影。图源：东陵俱乐部）

二战时期，英国军方征用东陵俱乐部，准备给马来亚伤兵作为疗伤站和撤离站使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东陵俱乐部被用作日本军官俱乐部；一部分房屋则拨给日军宣传部门办公，同时，还用来储存日军军粮和武器。

日本投降之后，英军接管东陵俱乐部，但一直到1946年9月1日才把俱乐部归还民用。

1962年，殖民地政府要求所有俱乐部，本地籍会员比例必须至少占一半。东陵俱乐部于是把这个要求写进了章程，逐渐改变了欧洲人占主导的局面。最早一批加入东陵俱乐部的本地人包括影视大亨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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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文化与社会事务部长奥曼渥出席圣安德烈舞会。图源：东陵俱乐部）

1977年，东陵俱乐部开始动工兴建新会所。1981年4月25日，新会所开幕，使用至今。1995年，女性会员获得投票权。2008年，首名女性会员获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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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东陵俱乐部。图源：东陵俱乐部）

**新加坡康乐俱乐部（1883年至今）**

与前三者不同，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的发起人不是欧洲人，而是欧亚混血人。

1883年6月23日，30名欧亚裔人发起成立新加坡康乐俱乐部，同年7月1日正式成立，会所设在市中心的滑铁卢街，首任会长是J. R. MacFarlane。康乐俱乐部最初成立时，是欧亚裔男性的运动俱乐部，后来才逐渐改为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社交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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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新加坡康乐俱乐部）

康乐俱乐部的诞生，可以回溯到1877年左右就存在的海峡板球俱乐部（The Straits Cricket Club），因为康乐俱乐部最早就是为了板球运动而成立的。1883年9月1日 ，康乐俱乐部与英国皇家炮兵团（Royal Artillery）打了第一场板球比赛。

1885年，俱乐部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建了观赛棚，位置就是俱乐部目前停车场所在。1886年，俱乐部采用深蓝和红色为企业识别色——深蓝代表体育精神，红色代表运动员兄弟般的感情。

同年7月1日、2日，俱乐部举办了运动会，本地的欧洲人社群和欧亚裔社群反应热烈。此后，运动会成为俱乐部的常年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暂停。到了1919年又恢复举办。

到了1900年左右，前往观看球类比赛的观众越来越多，于是，俱乐部开始筹款兴建新的观赛楼。1905年9月2日，观赛楼建成，一共两层楼，一楼是仆人宿舍，二楼是会员观赛厅。观赛厅外有观赛廊，厅的两头还有会议室。后来，1931年又建成了两个翼楼，设有台球室、阅读室、棋牌室，还有烧烤台和女性专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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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左右的观赛廊。图源：roots.sg）

康乐俱乐部与新加坡板球俱乐部分别位于政府大厦大草场的两侧，双方经常举办比赛。马来亚的其他球会也经常与康乐俱乐部举行板球比赛，包括槟城康乐俱乐部、马六甲板球俱乐部、雪兰莪板球俱乐部。

除了板球，康乐俱乐部还经常举办足球、田径、网球和曲棍球比赛。康乐俱乐部的曲棍球队表现优异，曾多次在本地赛中夺冠。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代表新加坡出征的曲棍球队就有七名队员来自康乐俱乐部球队，最终取得第九名。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康乐俱乐部会员Lloyd Valberg取得跳高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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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俱乐部在传统上是男性俱乐部，除了运动项目之外，经常在星期天下午有品酒、打牌等社交活动。在运动比赛之后，也会举办茶会。每年会举办一两次舞会。

二战爆发，日军侵略新加坡。1942年2月，康乐俱乐部被英军征用。有些俱乐部会员毅然加入新加坡义勇军的欧亚裔步兵连，迎击来犯之敌。

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把新加坡康乐俱乐部改名“昭南俱乐部”，并于1942年3月3日把欧亚裔社群集合到政府大厦大草场来训话。日据期间，康乐俱乐部被用来作为医疗站。战后，1946年7月29日，康乐俱乐部回归民用。

1948年，会员P F de Souza在常年会员大会上提出，应该把会籍开放给非欧亚裔人。尽管当时这个建议没有马上被接纳，但是逐年下来获得了不少会员的支持。1955年，俱乐部打破限制，开始招收非欧亚裔会员为普通会员。胡文豹之子胡清才是最早一批入会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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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加坡康乐俱乐部正门。图源：许振义）

虽然康乐俱乐部只收男性会员，但是，从1927年开始，欢迎女性以宾客身份出席活动。并且于1956年开始招收女性会员。不过，女性会员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无权继承本家族男性成员的会员权利。

康乐俱乐部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016年试图通过修改章程，但由于赞成人数不及三分之二等等原因，未能成功。一直到2021年4月24日，终于在会员大会上以74.48 %的得票率，通过章程的修改，赋予女性会员同等的权利。

本文节选自《那个俱乐部林立的年代（上）》，见《怡和世纪》第55期，怡和轩俱乐部出版。

本文回顾了新加坡最早几家俱乐部的兴衰和变迁。这些都是欧洲人和欧亚人专属的俱乐部，接下来，《新加坡眼》将推出一系列文章，介绍新加坡的俱乐部，包括华人俱乐部如怡和轩、吾庐、中华为基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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