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女佣在本地家庭扮演重要角色，许多新加坡人把难以应付的照护和家务交给她们。（海峡时报）
作者 侯佩瑜
在这个月初的国会辩论里，李显龙总理在发表关于交通部长易华仁被贪污调查局调查的声明时，提到易华仁在暂停职务期间仍领取8500元的月薪，引起不小的关注。
李显龙总理给出的理由是： “他还没有被定罪，甚至还未被控。如果我说：‘你不能领任何薪水’，这公平吗？我想是不公平的。”
公平虽然是一种普世原则，但在新加坡，受到雇主指控的女佣，却不一定得到公平对待。
女佣被怀疑涉及罪案，雇主一般报警后，会马上解雇帮佣并取消她的工作准证。调查期间，女佣会持着特别准证，住在收容所或中介，继续留在新加坡协助调查。
然而，持特别准证的女佣除非获得当局批准，不能在本地工作。
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简称HOME）早前访问了100名寄宿在旗下收容所的女佣，她们都是被怀疑涉及罪案的，其中76%被指偷窃，但最终只有不到两成被控上法庭。
不过，她们在调查期间，平均寄宿在收容所约四个月，有数名女佣甚至住超过一年，这段时间完全没有任何收入，无法养家，可能还遭受亲朋戚友的责怪和谩骂等精神压力，可说未定罪就先受罪。
如果司法制度秉持着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还是无罪，那么涉及轻微罪行的女佣在调查期间，是否不该直接被炒鱿鱼，或即使被辞退后，仍应获得寻找新工作的机会？
位于城市购物中心的情义之家求助柜台，为遇上问题的家政工人提供辅导。（联合早报）
曾是樟宜机场集团前主席廖文良女佣的印度尼西亚人莉雅妮（Parti Liyani，48岁），当初被指控偷窃廖家总值3万4600元财物，她原本被判罪成和坐牢26个月，但她在2020年9月向高庭上诉得直，洗脱偷窃罪名。
不过，莉雅妮在案件审理期间四年没法工作。
这起案件引起“情义之家”关注女佣涉案后生计、生活和精神方面面对的困扰，于是整理了2019年1月到去年6月之间，因面对刑事指控而到组织寻求庇护的100名外籍女佣的个案，并在本周稍早前公布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偷窃是女佣最常面对的指控，占76％
其次是虐待雇主家人（13%）
其余11%则是借贷、洗黑钱、持非法护照、疏忽引发火灾、隐瞒实际年龄等。
所谓失窃的物品，包括衣服、包包或小笔现金。在其中一起案子中，涉及的金额甚至是仅仅10元。
在所有指控中：
36%因被诬赖或证据不足，当局没采取进一步行动
43%被严厉警告
3%销案
最终被提控上庭的女佣只占了18％
以偷窃为例，76人被指犯罪，只有14人被控上庭。
情义之家指出，雇主很容易就能对女佣提出偷窃指控，几乎不需要证据支持。而且，无论调查结果如何，都不会对雇主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但对女佣来说，这样的指控会造成不成比例以及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在情义之家寄宿的100名面对刑事指控的女佣，平均得寄住约四个月，14人住上了8到9个月，三人更住超过一年。
这段时间她们都无业，生计大受影响，可能会遭人指指点点，所遭到的精神创伤与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当她们洗脱嫌疑后，也不会得到任何赔偿。
情义之家还指出，尽管法庭已经明确表示，严厉警告并不等于定罪或有罪，但接到严厉警告的女佣通常会被禁止在新加坡工作。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自去年第二季以来，在接受调查期间获当局批准继续工作的女佣有所增加，两名受到严厉警告的女佣也获准继续工作。但当局在决定是否允许涉案女佣工作时，却没有明确的标准。
一些雇主被指做出报复性指控
女佣陪老雇主采购家庭用品。（海峡时报）
情义之家提到一起案例，女佣打算举报遭雇主不当对待，雇主得知后不仅摔坏她的手机，还逼女佣支付4000元的“回国费用”，并在女佣逃离住家后，报警指控她虐待雇主的智障兄弟。
女佣后来等了10个月，当局最终决定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情义之家指出，每5名寻求庇护的女佣中，就有一人是在入住收容所之后，才被雇主指控罪名。
当中，一些女佣更是没法忍受工作待遇逃离雇主家。
这20起案中，最终只有3人被控，5人则是作为涉及犯罪雇主的受害者协助调查。
以这些女佣被指控的时机和结果来推断，情义之家认为当中可能存在“报复性指控”的趋势。
在上述提到的莉雅妮的案件中，高庭法官推翻了对她的定罪，认为她的雇主是为了阻止莉雅妮到人力部投诉廖家非法调派她的行为，而指她偷窃。
此外，“情义之家”去年发表有关本地女佣受雇主情绪虐待的调查报告，也指出一些雇主会以报警，并将她们列入人力部的黑名单，让她们无法在本地找到工作，来威胁女佣作为报复。
情义之家认为，雇主对女佣的工作、收入、居住地和一般社会地位有相当大的掌控和影响，雇主也意识到当前制度不利于女佣，女佣和雇主有着严重的权力失衡问题。
另外，与本地人相比，女佣所持的工作准证具有“独特的不稳定性”，导致她们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受到不同规范的约束。
情义之家说： “对一般人来说，刑事指控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伤害，甚至是创伤。”
“对于移民女佣来说，她们在新加坡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地位本来就既脆弱且不稳定，再加上失去了生计、收入、住房以及目前和未来的工作岗位，她们遭受的伤害要大得多。”
为此，情义之家提出几项建议：
当局能允许协助调查和结案后接到严厉警告的女佣继续在本地工作
女佣应有外出居住的选择以减少与雇主的摩擦
女佣更换雇主的权利应享有更多决定权，如合约届满时，无需得到雇主的同意就能更换雇主，和明文规定离职的通知期，可以避免女佣通过逃跑来终止合约，引发雇主出于报复而对其家庭佣工提出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