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职场歧视 新加坡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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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1-09-21
Source: 狮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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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伟康 , 陈劲禾

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宣布要把现有的公平雇佣守则纳入法律框架中，向大众发出明确信号，职场不容许歧视。受访人力资源专家说，有了法律依据，各界为公平雇佣发声时将更铿锵有力。

随着公平雇佣逐渐成为评估企业价值观的一大指标，有越来越多企业致力于打造良好职场文化，希望员工成为活招牌，为公司的声誉加分。

有超过25年专业摄影经验的陈光林（54岁，清洁业运营员）在过去10年里曾多次想要应征全职的摄影工作，但屡次受拒或没有收到回音。他最终转而以开私召车和接拍自由摄影项目为生。

他受访时说，摄影这个行业是一个以技能与经验取胜的行业，但不少业者还是偏向雇用年轻人。因此，就算他有全职和自由摄影的经验与出色的作品，还是没被录取。

“记得有一次我应聘时进行一次试拍，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个行业不是很大，不少雇主比较倾向请年轻人，可能因为年轻人要求的薪水相对不高，或是认为他们比较有潜质吧。”

两年前，他在机缘巧合下到“领普斯设施服务公司”（Nimbus Facility Services）应征，发现公司不介意他已年过半百，也没有清洁业的经验，他就索性转行，专注新工作。

新加坡下来将把一些公平雇佣守则纳入法律框架，确保本地人在工作场所不受各方面的歧视，如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以及性取向等等。

受访专家都认为，立法并非单纯地为受歧视者开辟讨回公道的管道，更重要的是为良好的雇佣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应设机制保护“吹哨人”

他们也呼吁在立法的同时，设立机制保护举报歧视行为的消息人士，并且对面临人手短缺的行业作出合理让步。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总裁马杨克（Mayank Parekh）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本地企业大致上遵循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for Fair &amp; Progressive Employment Practices，简称TAFEP）的公平雇佣守则，只有一小部分行为不当，而在他们当中也只有一些是明知故犯的。

因此，他认为设立职场反歧视法的最大好处，是为人力资源从业者提倡良好雇佣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若要鼓励公众举报任何不当行为，也应有保护“吹哨人”的机制，防止雇主采取报复行为，如借机解雇等。

马杨克说：“这意味着人力资源从业者在工作场所提倡公平雇佣行为时，会更掷地有声，也更能确保管理层的雇佣思维和行为都更加公平，从而打造一个更良好的工作环境。”

新加坡人力资源学院主席刘碧琴也有同感。她指出，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法律框架，人力资源从业者做起事来难免“绑手绑脚”，只能照着老板的指示办事。

她说：“法律应提供以成果为导向的清楚指标，例如要打造更公平的工作环境，一家企业就必须聘请特定比例的本地员工或是残障者，那人力资源从业者在招聘过程中便能按照法律行事。”

但刘碧琴也强调，立法时必须确保以软硬兼施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让所有看似触法的雇主与企业马上面对法律责任。她举例，一些行业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足够本地员工，这包括资讯通信科技业和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建筑业。因此，必须制定具针对性的方案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赖法律。

有法律为后盾 雇主更愿意参加调解过程

马杨克则提到，我国向来都以调解方式解决薪金纠纷，这个方式其实也可用以解决其他劳资纠纷。他相信有了法律为后盾，雇主会更愿意参加调解过程。

政府人力国会委员会主席、淡滨尼集选区议员朱倍庆同样重视透过调节解决纠纷。他说：“这么多年以来，通过调解解决纠纷都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应继续让它成为往后处理纠纷方法的基础，并让法律来对付那些行为最恶劣的雇主。因为如果动不动就闹上法庭，那可能会拖垮整个机制。”也是职总助理秘书长的他受访时指出，新加坡最独特之处是劳资政关系牢固，能通过良好的沟通解决许多问题。

同样是职总助理秘书长的郑德源曾多次在国会提出应赋予TAFEP更多权力。这位先驱区议员受访时指出，本地专业人士、经理与执行员（PME）对年龄与国籍这两方面的歧视非常关注，因此希望TAFEP能有权力调查、执法并惩罚行为不当的雇主与企业。

但他认为立法后的另一个挑战将是员工难以掌握足够证据，证明雇主的行为带歧视性。

郑德源7月在国会休会动议中说，他认为人力部应检讨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并立法扩大对企业、雇主和任何进行歧视招聘者的调查、执法和处分权力。

个案：不同国籍 一个职场大家庭

仟湖渔业集团向来欢迎本地人加入养殖与进出口观赏鱼的行列，但碍于渔场环境被视为不够舒适，公司一般比较难吸引本地人。

公司人力资源助理经理卢家德（38岁）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为了请到适合的人，新员工在试用期间可随时向公司坦承无法适应渔场环境，公司便会豁免他们的辞职通知期。

他说，公司其实非常支持设立反歧视法，也致力于建立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团队，但考虑到这个行业的性质，公司还是需要一些外籍员工帮忙维持运作。

卢家德说，由于加入公司的员工一般上都会做上一段时间，同事之间彼此非常熟络，因此没有感觉到本地员工对外籍员工的敌意。

分担酒店居家通知一半费用

“我们公司向来都在营造一种大家庭的工作文化，员工之间不会斤斤计较。我们把彼此当作仟湖家庭的一分子，而不是看你来自什么国家、是什么国籍。”

不过，卢家德也指出，员工之间关系和谐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外籍员工多数从事本地人不想干的活。“本地员工可以感受到公司在努力建立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团队。”

像处理鱼儿这种须要耗费体力的工作并不太受本地人欢迎，因此多数由来自印度、孟加拉与缅甸的外籍劳工代劳，负责处理刚进口到新加坡需要隔离的鱼，以及包装即将出口的鱼。

像处理鱼儿这种须耗费体力的工作不太受本地求职者欢迎，因此多数由外籍劳工代劳。（周国威摄）

秉持着营造大家庭工作文化的精神，聘用100多名员工的仟湖渔业在冠病疫情期间尽量配合员工的不同需求。例如，当有托儿所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而关闭，公司便允许员工带孩子来上班。

卢家德乐观地说：“这样也可以让小孩体验渔场情况，看看爸爸上班时都在做些什么。”

放员工一天假鼓励接种疫苗

当一些马来西亚员工回国探亲后再回到新加坡时，公司也为他们支付在酒店履行居家通知的一半费用。为了鼓励员工接种疫苗，公司也让接种了两剂疫苗的员工放一天假作为奖励。

卢家德指出，公司的主席与总裁都没有架子，也允许员工称呼他们的名字，公司上下都很谦虚，懂得互相照顾，可见管理层的态度对公司文化起到了影响。

“有了这种团结精神，办什么事都很顺遂。当这种公司文化非常深厚，歧视行为和办公室政治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个案：灵活安排 方便员工兼顾家庭

怀孕后被解雇，雇主坚称不是基于性别歧视这么做，却无法提出合理的理由，家庭顿时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令一名研究员精神大受影响。

不论是怀孕后被解雇或怀孕后的工作评估有欠公平，以及申请钟点假照顾生病的家人后被开除，时至今日，这类针对女性的歧视行为仍时有所闻。

所幸仍有不少雇主不会歧视女性，积极心理学学院（The School of Positive Psychology）就在一名雇员放完产假归队后，安排灵活工作时间。学院行销传播兼业务发展主任王凯苓（36岁）受访时说，这名同事白天得照顾孩子，通常会在清晨与深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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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冠病疫情暴发后，积极心理学学院就让一组员工居家办公，另一组员工在学院工作。（徐颖荃摄）

“我们了解当孩子还小时，母亲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会互相沟通，看什么办公模式最适合目前的情况。”

积极心理学学院有约15名全职员工与六至10名兼职员工，兼职员工多为课程讲师。

王凯苓说，有些职员须照顾年幼小孩，有些则活跃于慈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遵守朝九晚五的时间表，这时工作环境的支持就很重要。

“所谓工作与生活和谐，意味着如何设法让各生活面向的追求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组合。”

本地多个非营利组织不时呼吁政府，禁止雇主因为性别、种族、宗教、先天或后天残障、年龄、婚姻状况、性取向，以及看护家庭责任等各种因素，歧视任何雇员。

今年7月在国会的一场休会动议中，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表示希望消除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他指出，招聘指导原则虽然规定不能问求职者什么时候计划结婚生育，但指导原则的威慑力很弱，经常有雇主违反。

个案：能力与经验 无法轻易被取代

机场免税商店经营商乐天有好些店员都上了年纪，但公司重视他们在这行的经验，继续聘用他们在店里服务旅客。

乐天旅游零售新加坡（Lotte Travel Retail Singapore）是韩国财阀乐天集团旗下的业务，去年6月接管DFS集团在樟宜机场经营的免税商店。

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杨美如（55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所聘请的店员之前受雇于DFS集团，当中有些在这行有二三十年经验，公司接管业务后决定继续雇用他们。

照顾员工等于维护公司声誉

她说，公司坚持按能力而非年龄、性别、种族、国籍等不相关特征招聘与栽培员工。“员工在公司的体验比我们想像中重要，毕竟他们要代表公司。当公司尊重员工，员工也会尊重公司和领导。”

杨美如说，如果员工体验不佳，可能会向亲友诉苦，或在社交媒体上表态，这些都有损公司形象，因此照顾员工也是维护公司声誉的一部分。

乐天公司在前年12月开始筹备在新加坡的运作，杨美如是第一名本地职员。她说，公司愿意在她50多岁时聘请她，证明公司用人持开放态度。

此外，乐天也致力于支持女性与家庭。

杨美如说，公司今年有两名女职员怀孕，其中一人甚至要回韩国生产与放产假，另一人是本地人。公司已做好准备两位准妈妈可能会延长产假，会在她们不办公的期间聘请兼职员工暂时顶替。

此外，公司也有一名已成为永久居民的店员须回菲律宾照顾家人三个月。杨美如说：“我们没有找人代替她，只是等她回来，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团队多么支持她。”

虽然乐天是一家韩国公司，但杨美如说，除了董事经理、财务总监与两名暂时来新加坡建立业务的员工是韩国人之外，大部分员工都是本地人。包括店员在内，公司共有96名员工。

她说，来自韩国的董事经理任炯一很快就适应新加坡的运营环境，去年在冠病疫情期间也采纳人事部的建议，让办公室的员工居家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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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旅游零售新加坡董事经理任炯一（右）到樟宜免税店探班，了解员工工作情况。（乐天旅游零售新加坡提供）

“他以前习惯在办公室上班，当实行病毒阻断措施时，他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他很快就适应，现在反而大力支持我们居家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