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大选后，新加坡国会里出现不少新面孔。然而，如果上街尤其是去到不属于他们选区的地方问一问，相信只有少数居民能认得出。
红蚂蚁很好奇这些经常在国会上露脸的议员（不少是后座议员，还有连选区都没有的议员）私下是怎样的人，当上议员后做了什么，还想施展什么抱负？
抱着这样的好奇心，红蚂蚁联系了人民行动党，工人党和前进党，行动党和前进党都有议员爽快答应接受采访，唯有工人党始终没有回复。
“跟我去走走”系列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亮相的，是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
红蚂蚁采访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时，她的身份还是前进党秘书长。没想到视频播出时，她的身份已经变成前进党第一副主席，前进党秘书长再次换回由梁文辉担任。
新加坡前进党主席陈清木医生（中）在3月26日晚上宣布，前进党中委集体决定由梁文辉（左）接替潘群勤（右）担任秘书长。（联合早报）
有意思是的是，梁文辉并非通过竞争而重回秘书长职位，而是潘群勤希望把领导棒子交还给梁文辉，因为她认为梁文辉已经做好准备再次接任秘书长。
“我接下来会成为寄养父母，因此需要更多私人时间，这样的安排对大家都合适。”
从学历和工作经验来看，潘群勤绝对算得上是白领精英，当年大学毕业后，摆在她眼前的就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
潘群勤（54岁）曾是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与丈夫陈礼添曾一起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双双考获一等荣誉学位。
陈礼添（左）与潘群勤19岁相识于前往剑桥大学的长途车，毕业后23岁那年，他们结婚了。（潘群勤提供）
潘群勤1992年加入行政服务，曾在公共服务部担任人事政策处副处长，后来当上财政部间接税务组助理署长，还曾获选为被视为政府精英的行政服务官员。
但是，她并没有履行满8年合约就离开公共部门，改当基金管理员， 后来创业，再后来加入革新党、国民团结党和前进党等反对党。身为一名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却主动加入反对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本地选民对反对党的既定印象。她告诉红蚂蚁：
“我自由惯了，当时在政府机构工作时，就觉得受约束。写报告都得通过一层又一层，做什么提议总要改十多遍，上一层下来改几遍，再上多一层下来再改几遍。当时觉得时间这样用法，我不是很喜欢。”
“我在公共服务部时负责人事，有一次在做CEP（现在潜质评估，Current Estimated Potential的简称）的表，如果你属于某个CEP， 你几岁就会达到某个级别。在排那个表的时候，看到那个时间轴线， 就发现我就是‘那条线’， 觉得很沮丧。我不想做‘那条线’，我想做一些比较不确定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改变的事情。”
“我对于铺好的路没多大兴趣，因为我觉得太枯燥了。我喜欢自己来，自己去创造，然后自己的路自己铺。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冒险就冒险，想要走得稳妥一些，就走得稳妥一些。”
潘群勤的这番话，让红蚂蚁想到了《哪吒》电影里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得失心不重，爱心多一些
潘群勤坦言，她个人的得失心不是很重，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
“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我看得不是很重。失败了，我也只是觉得那就是暂时的挫折。我想要做什么，还会继续做下去，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下一次做得更好。我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你知道的，我现在做生意，其实之前有过两次失败的经验，但是那两次的失败经验我觉得我学了很多，比我第三次做得成的那次学得更多。……后来参加政治也是一样，败选两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我就继续做得更好。我追求的是一种不同的经历，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然后我觉得那一点我做到了。”
这种“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感悟，是潘群勤从小在甘榜练出来的。她从小就很习惯自己做决定，而且会做一些实验。
“有一次，把我妈妈的锅碗瓢盆拿去做化学实验。那时候也没有想到那个化学物品放了进去以后，就不能用来煮东西了。那时候，我妈妈发了很大火全部丢掉换新的。”
“很小的时候做错事情还是会挨打，就是在我不要吃药的时候。我小时候常常咳嗽，然后不肯吃咳嗽药，那时候好像有挨过打。”
潘群勤和团队每周都走访西部选区，图为她2025年农历新年为居民派福袋。（新明日报）
由于父母从小就让她自己决定很多事情，因此在领养两名儿子后，潘群勤也给了孩子自由，采用开放式教育，一开始就跟儿子们说他们是领养的。
“他们小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白什么是领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跟他们讲，你不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你是从别的女人的肚子里出来的。因为太小嘛听不懂，就只好用这种解释。所以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 然后他们周围的朋友、老师也都知道他们是领养的。我觉得那是最好的策略，隐瞒往往到最后都会有不好的结果，坦坦荡荡反而不会有事。”
“我有问过他们在学校会不会（因为妈妈是反对党）受影响。大儿子说，我的老师知道你是反对党，不过没有负面影响。反而我小儿子跟我说，他有一个音乐老师是我的粉丝，所以对他特别好，偶尔也会作弄他，上课时突然播放国会视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后记
整个访问过程，潘群勤都很开朗乐观极具亲和力，并没有因为我们问了一些问题就脸黑黑或感到冒犯。即使问及她与众不同的眼睛，她也坦坦荡荡与红蚂蚁分享。
潘群勤天生右眼就看不见东西。（新明日报）
“我的右眼一生出来就这样，不是因为后天生病。我另外一只眼睛看得见，所以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上小学时做视力测验盖上一只眼，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右边眼睛看不到，朦朦胧胧可以看得到很多颜色，就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18岁那年我想考驾照去做了笔试，及格后就去申请临时驾照。我先做了视力检查，结果不合格，就叫我上楼去找警察。楼上有一个年轻的警察，他看了就跟我讲，你的眼睛看不见，对不起，我们不可以给你发临时驾驶执照。我当场就在他面前哭了出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的眼睛真的会影响到我。那天我真的是挺难过的。”
那一刻，红蚂蚁能确切感受到她的难过。这是一个受了委屈与打击仍默默将泪水往肚里吞挺胸前行，不愿被生活打倒的女性。好在老天对潘群勤还算公平，给了她一位好老公陈礼添。
当红蚂蚁问潘群勤可以在哪里拍摄时，她立刻说：来我家吧。
拍摄当天，从陈礼添忙前忙后的身影，可以看出他很照顾妻子，也以妻子为荣，眼里的欣赏与爱意藏不住。试问，有哪个丈夫愿意每天陪妻子打两小时乒乓？他，就是成功女人背后的那个男人。
潘群勤的丈夫陈礼添陪她在家打乒乓。（红蚂蚁摄）
陈礼添时不时问大家口不口渴饿不饿？需要移动一些家具或道具时，他第一个挺身而出。拍摄结束后，他就掏出手机问红蚂蚁想吃什么，他要点外卖，因为他和太太饿了，一起吃吧，让人感到家的温暖。我们礼貌回拒了，因为还得赶去下一份工作。
他们家养了一只小小白色的西高地白㹴犬（Westiepoo），因为毛发浓密（Hairy），就取名为Potter，这样叫起来就是Hairy Potter（哈利波特的谐音）。会给狗狗取这样幽默的名字还养出一只健康快乐的小狗的这家人，那份爱心假不了。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因为我的性格真的不适合，但是你也知道这条路很少人愿意走，所以我又不可以整天指望别人做，自己却什么都不做。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得去做，有很多没有能力的人也是硬硬来做，所以我有尝试做一些改变，不过也没有办法太过剥离我原来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