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慢游 从黄仲涵到周受资：荷兰路上的华人财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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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1-20
Source: 狮城新闻

当我们决定搬来新加坡时，

以为这将是一次短暂的旅居。

没想到过了十年，

从两个人变成了五个人。

那就当，这是一场缓慢的旅行吧。

\* 预计阅读10分钟

大约是2022年，和刚来新加坡的朋友在荷兰村附近散步，从康华花园（Cornwall Garden）一路走到爱特士女皇园（Queen Astrid Park），打算看看沿路的豪宅。

就在前一年，刚成为TikToK首席执行官的新加坡华人周受资斥资8600万新币（逾4亿元人民币）买下这个区域的一栋优质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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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正是新加坡富豪榜变动最大的一年。新加坡本土互联网公司冬海集团创始人李小冬不但越过一众东南亚老钱家族，还击败已经蝉联首富两年（2019年、2020年）的海底捞张勇，登顶新加坡首富宝座。

尽管李小冬短暂登顶后，又易主他人。但2021年标志着在新加坡的富豪榜里，华人科技新贵们开始谱写新世界的财富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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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英雄亦成就时势。 

我们从爱士特女皇园折返荷兰村时，偶然留意到路牌上写着“Oei Tiong Ham Park”（黄仲涵花园），突然心生感叹：短短几公里的荷兰路见证华人富豪的百年更迭。

如今人人都想偶遇周受资，却鲜有人知道曾经富可敌国的印尼糖王黄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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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提起黄家，依然是富贵的象征。不过大家想到的，一是大华银行的黄氏（Wee Family），二是信和/远东系的黄氏（Ng Family），并不会有黄仲涵的Oei。

记得有一次在李光耀政策学院武吉知马校区见学者，突然发现原来大楼也是以黄仲涵命名的，那是他在1910年代捐赠给来福士书院的礼堂。不过，即便要和学者解释他是谁，如今也只能说“顾维钧的前岳父”了。

没有不散的筵席，正是黄仲涵女儿黄蕙兰晚年回忆录的名字，副标题是“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这是我刚到新加坡读的书。书中前半段是黄金时代的盛景，我总是想象一个骄奢的小姐在东海岸的种植园策马奔驰，在来福士酒店奢华的舞池漫舞，在甲板上接受众人瞩目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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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蕙兰在书中称其父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我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才记住了黄仲涵的名字。

黄蕙兰这样描写当时奢侈的生活：

那是一片占地200多亩的大府邸，而爸爸又铺上使人感到凉爽的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并且从苏门答腊雇来一名有本事的中国园丁，将那从中国式油漆加雕花的大门到主宅之间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精心布置成花园，使得它更为富丽堂皇了。园中有假山石和凉亭、人工小溪和盆景。到处都是养有金鱼、鸭子和鳝之类的池塘。巴悉登厨师常到外面去抓鳝鱼，就地剥皮活杀，给我们做菜吃。花园后面是一个私人动物园，爸爸在那里养了许多熊、鹿、食火鸡（像鸵鸟似的禽类）、在夜里放出来作为警犬的孔雀，以及我最喜欢的从我们自己的爪哇丛林里捉来的大无尾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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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荷兰殖民者居上位，华人只是二等公民。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Oei Tjie Sien）因参加起义被追捕，不得不逃到印尼爪哇三宝垄（Semarang）。他从码头重劳力做起，娶了难民窝棚老板的女儿，转身做了货郎，靠中国人的勤劳和“抠门”慢慢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开了米粮商号，在爪哇囤了很多房产。

作为富二代黄仲涵早期的任务就是打理家里的房产，负责收租。比起坚持中国生活方式的父亲，黄仲涵更为“西化”，甚至在父亲去世后就立马剪短头发，娶的老婆、即黄蕙兰的妈妈是已移居印尼十代的华侨。

在她的记录里，颇有商业头脑的黄仲涵拿到了他们租客、一个德国老领事高达3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黄志信做的是“米生意”，黄仲涵则经过考察选择了“糖生意”。

稻米是当地的主食，属于民生必需品，价格受到殖民政府和当地市场的限制，利润空间有限；糖的需求来自国际化市场，工业化国家对糖的需求很大，因此更多的是“出口”，拥有更大的溢价空间。

此外，虽然稻米和甘蔗在当时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种植业，但是甘蔗行业更接近工业化农业，黄仲涵希望通过引进德国的专家和技术，提高机械化和制糖加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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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收租、糖业，也许是黄蕙兰认为拿得上台面的产业。实际上，早上1889年，20出头的黄仲涵已经进入了暴利的鸦片贸易。

当时的鸦片贸易由荷兰殖民者控制，允许华人商人竞标鸦片的“垄断经营权”。黄仲涵凭借其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一些可能的“台下”操作，不但拿到了三宝垄的鸦片垄断经营权，还迅速扩展至周边地区，并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后来转向糖业打下了基础。

黄仲涵的崛起，不只是商业才能的结果，更源自他对殖民秩序的深刻理解。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成功，依赖于殖民政府赋予的制度性位置：被承认的华人领袖身份“玛腰”（Major）、跨殖民地贸易的通行权、以及在税收与秩序体系中的特殊角色。这些权力并非附属品，而是他商业帝国得以高效运转的前提条件。

越是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越是习惯和渴望与权力的结合。

即便拥有巨额财富，作为华人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15岁的黄蕙兰举办英式舞会，黄仲涵的商业伙伴却并不会同意孩子参加。

黄蕙兰毫不讳言，黄仲涵需要贿赂荷兰人，豢养黑社会，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

黄蕙兰成为大使夫人后，许多的社交费用来自娘家的支持。她在书中写道父亲非常支持外交所需的社交活动，

“从他那里源源而来的金钱就像我们参加的华贵舞会和招待会上的香槟酒一样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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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更结构性的层面上看，黄蕙兰与顾维钧的婚姻，映射的是资本与权力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相互依附。当这一结构瓦解，婚姻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一战后，荷属东印度对战时利润征税高达30%，再加上荷兰继承法对家族财富的分割压力，黄仲涵在1920年代选择将事业与居所迁往新加坡，以利用英国殖民地更有利的法律与贸易环境。

权力曾是他扩张的杠杆，最终却成为反噬他的力量。

正是这种与权力的高度捆绑，使得黄仲涵的财富对政治环境异常敏感。

1922年左右，顾维钧和黄蕙兰带着刚出生不久的二儿子顾裕昌回国，途经新加坡，也见到了久别的父亲。此时的黄仲涵已大不如前，黄蕙兰写道：

可是当我看到他的生活情况时不由得感到震动。马厩没有了，气派没有了，不同口味的厨房，众多的用人班子都没有了。连莱曼也不见了。爸爸还有些产业和几所别墅。他和贺露西生活于其中的简陋平房住宅，简直是个普通做小生意的人的住处。连自来水和卫生间都没有。我真是愣住了。

我忍不住说：“你为什么生活成这个样子？这真是耻辱。你的豪华气势都无影无踪了。”

搬到新加坡确实缓解了税务与继承的压力，并利用新加坡的港口与法律优势扩大了区域影响；但它并未改变他对殖民制度与跨境贸易体系的依赖。

当殖民秩序开始松动、民族主义与国家边界重新划定时，曾经保护他的制度迅速转化为束缚。资本失去了跨界自由，政治不再为商业让路，他所建立的帝国也随之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1924年，59岁的黄仲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黄蕙兰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但并没有证据。黄蕙兰的弟弟黄宗诒（Oei Tjong Ie）1987年在接受采访时称，家族都有心脏病史，否认这一说法。

黄仲涵一生妻妾成群，有26个子女，但在他去世时已经成年、能够担起家业的只有黄宗孝（Oei Tiong Hauw）、黄宗宣（Oei Tiong Swan）两人，但当时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们并没有经过祖、父那样的历练，但却不得不在更大的惊涛骇浪驾驶一艘巨轮。

黄宗宣率先掌舵，但很快就遇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公司业务陷入困难，便以健康为由于1931年交棒黄宗孝。

黄宗孝积极进取，扩展橡胶业，还曾在上海投资建设中国酒精厂。只是此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尼，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没有人可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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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支撑二十年的黄宗孝在1950年同样因心脏病突然离世。遗憾的是，黄氏家族再也没有权力集中于一人，而是由几兄弟加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

黄宗诒后来被推选为集团负责人，但在印尼的业务是由最小的儿子黄宗才(Oei Tiong Tjay)负责。

黄宗诒的妈妈是贺露西（Lucy Ho），是陪伴黄仲涵在新加坡生活的唯一一个妻子，也是黄蕙兰相当讨厌的一个。

黄宗诒也许就是黄蕙兰1922年重返新加坡时在父亲家中见到的小孩，还说“这孩子显然是溺爱过度，现在已经成了祸害了。”

黄宗诒对黄蕙兰的印象也很不好，直言她“为人专横”，1940年代在上海见面时，就劝他要离开自己的荷兰妻子，还要把荷兰护照换成中国护照。

兄弟姐妹之间盘根错节的龃龉可见一斑。

继承人之争只是表象，真正摧毁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因素还是印尼政府在1961年没收了黄氏在印尼的财产。归根结底，商业终究逃不过政治，而一旦政治介入，就是毁灭性打击。

随着印尼脱离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开始强化对经济命脉的掌控。像黄仲涵这样在殖民体制下形成的华人资本家，逐渐被视为不符合民族国家利益的外来力量。

黄氏家大业大，是印尼华商的代表，自然成为反华情绪攻击的目标。

1961年，早于印尼发生930大屠杀之前，印尼法院以“经济犯罪”之名对黄仲涵财团（Oei Tiong Ham Concern）发出没收令，随后公司在1964年被国有化并更名为PT Radjaw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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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外界普遍误以为黄仲才是整个集团的负责人。黄宗诒后来解释，这其实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安排。由于当时黄氏家族在印尼的处境极为敏感而脆弱，他们并未纠正这一误解，而是任其存在。

虽然海外子公司仍归家族掌控，但在印尼本土的核心资产被夺走，意味着帝国的“地基”被彻底拔除。

苏哈托上台后，黄宗诒曾给苏哈托写信请愿，也曾和侄子拜访苏哈托的亲信多次，希望拿回被归还的财产。

苏哈托亲信告诉他，苏哈托希望在苏门答腊建糖厂，不如重新开始。

黄宗诒回答到，“经历那样的事情后，我没有资格让家族拿出一千万美元去建新工厂。”

他很快意识到，这件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并无可能，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希望从苏哈托这里讨回在苏加诺时期失去的财产。

对于黄氏家族而言，新秩序并不是一次“纠错”，而是对旧世界的最终封存。

在1987年的采访里当被问到，在印尼财产被没收后，新加坡的资产是否足以重建黄仲涵财团？

黄宗诒表示，当时新加坡的房产不低迷，并不值钱。他在1954年开发的住宅区——黄仲涵花园，一栋洋房不过3万新币。在1987年则差不多要80-100万新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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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又在同个地方推出了新的公寓项目，都要上千万新币了。

时也，势也。

真正难以恢复的是黄氏家族在殖民地时期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而这样的“旧秩序”早在黄仲涵时期就已经开始分崩瓦解，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地名。

黄蕙兰这样评价她父亲时说：

“他是历史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