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影视与剧场音乐创作圈里，有一张俊朗的面孔，流利的普通话中带着些许腔调。人们可能误以为他是名“海归”，而少有人会想到，这位已在北京定居13年的作曲家，其实来自新加坡。
1984年出生的林亿原本在新加坡拥有一条稳定又体面的职业路径。2009年从国立教育学院毕业后，他回到母校英华学校任教，成为首位非海外音乐学院毕业的音乐特选课程教师，后来升任音乐科主任。对多数人来说，那是一条前景光明的坦途，但他放不下去专业院校进修作曲的梦想。
▲林亿在他的工作室聚精会神地创作。
从跑道到乐团
学习音乐并非林亿最初的志向。他起初热爱长跑，在英华学校时已是冲击国家队的种子选手，与华乐的相遇颇为偶然。“在英华这样的英校，华乐团长期缺人。”他说，乐团老师以他是运动员、肺活量好为由，“忽悠”他进团学笙。
但很快，他便爱上了音乐，甚至私下向新加坡华乐团笙首席郭长锁学习。准备比赛时，他每天练琴超过10小时。
▲林亿在中国创作谱曲一首古诗，到户外去采集“锣”的声音。
淡马锡初院二年级时，他在训练中受伤，服兵役时被分到文工团，运动员之路就此中断。17岁那年，郭长锁建议他学作曲；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听音乐时关注的是结构与声部，而非旋律本身；他五线谱学得快，读总谱也快，还替乐团翻译乐谱赚外快。为了向本地作曲家董叶明学习作曲，他报考了国立教育学院主修音乐。
林亿曾计划赴美国攻读影视配乐，锁定USC或UCLA，并为此学习西班牙语四年，因为入学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而华语并不在选项之列。但他也有所顾虑：“在好莱坞，一个亚洲人要成为主流创作者，并不容易。”与此同时，他自2006年起频繁往返北京，随杨守成教授学习笙。相比赴美从头适应环境，他最终选择了北京。
在当时的新加坡音乐圈，已有学生到中国学习华乐演奏，但从未有人报考作曲系。作曲系对专业的要求十分严苛，包括和声、复调、配器与视唱练耳的系统考试。
而对于林亿来说，语言就是一大挑战。从小在讲英语的家庭、学校长大，他回忆自己进华乐团后的好几年，都要靠同学翻译老师讲的华语才能理解；在北京找作曲导师唐建平表达想报考其硕士生的时候，连中文“硕士”都不会说，只能用“master”夹杂着表达。
从那个在运动场上奔跑的少年，到如今在北京扎根的作曲家，林亿的人生像一首变奏曲。每一次转折——从跑道到乐团，从新加坡到北京，从学生到父亲——都像是新的声部加入。那些曾经的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身份困惑，如今都化作音符，在他笔下作品中自由流转。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他对比赛、投稿机制也不熟悉，曾因误删邮件差点错过国际奖项通知，也曾在完全没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以为同学只是演奏他的作品参赛，结果是代他投稿，稀里糊涂获得了2017年“敦煌杯”琵琶重奏银奖。
这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像是插曲，却是一个外国人初进陌生环境的真实写照。
▲林亿（后排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音乐好友在2005年创立了“鼟——室内民族乐团”（www.thetengcompany.com）。初衷不过是出版一本乐器教材，没想到四年后，“鼟”却成了他们全心投入的事业。
跨越语言的音符
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北京继续发展。在中国，他逐渐进入影视与舞台制作体系，参与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东四牌楼》《永定河》等项目。对他而言，《理想照耀中国》是一段重要经历。他负责配乐的两集之一《歌唱祖国》，讲述作曲家王莘如何写出那首几乎被视为中国“第二国歌”的作品。林亿说，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故事，由一名外国人负责配乐，让他深深感到被信任，同时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剧中最关键的一场戏，是王莘路过天安门获得旋律灵感的一瞬。那一幕的配乐不能直接使用原曲，因为在故事中，王莘尚未真正完成创作。林亿的处理是，前半段由女声以散板哼唱旋律的雏形，后半段则加入军队步伐声与男声合唱，将个人灵感与集体记忆连接起来。他的这一提议，最后成为定版。
在北京生活13年后，他的个人生活也在那里扎根。他与中国琵琶演奏家孙莹结婚，育有一子。孩子在北京读书，中文流利，在家中则与父亲说英语。看着儿子一口比当年的自己还要流利的中文，总让他想起30年前，在英华学校的华乐课上，自己还需靠同学逐句翻译解释才能听懂老师讲什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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