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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以“驾驶高性能汽车”为比喻，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紧迫性与路径。
维文在发言中直言，人工智能“或许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前沿”。它蕴含巨大潜力，但能力的推进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对风险的理解。他用一句形象的判断定下基调：“精灵已经逃出瓶子。”在大国竞争与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呼吁暂停AI发展为时已晚。与其幻想踩下刹车，不如正视现实，把重点转向如何安全驾驶。
维文将AI带来的风险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自主系统失控——当AI在缺乏有效约束时，可能做出违背人类意图的行为。
其次是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借助AI制造生物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破坏性武器。
第三则是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AI的快速渗透对经济、社会、政治及国内秩序造成的扰动“才刚刚开始显现”。
这三类风险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放大，使得治理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面对这样的风险图景，维文用驾驶高性能汽车来比喻AI治理的完整框架。引擎代表创新，每个国家都必须继续投资于科学、人才和基础设施。对于小国而言，这意味着尤其要培养人民掌握快速、广泛、大规模且安全部署AI的技能。
维文强调，AI真正的生产力提升不是来自IT部门，而是来自企业和工人有能力重新设计工作流程。
刹车代表安全保障，能力越强，保障必须同步跟上，这包括部署前的严格测试与评估，对自主系统设定明确的行为界限，以及建立人类干预机制。而交通规则则代表全球共识，AI风险不局限于国境之内，我们需要形成全球对如何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的统一规则。
在这一切之上，维文反复强调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人类必须最终保持控制权和问责。他以一个尖锐的反问强化了这一立场——有谁愿意把核按钮交到AI手中？这句话直指AI治理的核心：无论技术多强，最终的决策权与责任归属必须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沿着这一思路，维文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路径。他呼吁国际社会探索所有选项，包括制定《联合国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框架公约》。他认为，联合国是唯一具有普遍会员资格的最高国际机构，应当在汇聚各国形成AI共同规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此外，可能还需要一个国际机构，承担类似于国际电信联盟设定技术标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的职能。维文同时宣布了新加坡的实际行动：新加坡已加入由芬兰和挪威牵头的关于提升前沿AI模型安全性的呼吁，并将通过“小国论坛”等平台分享自身的治理框架与测试工具。
维文在联合国发言中传递出明确信号：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超过风险治理的节奏。他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尤其动荡和潜在危险的阶段”，但相关对话已经启动，政策选项也已摆上台面。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在风险进一步放大之前，就AI治理规则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