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建筑在现实中相距不过数百米，在节庆期间，它们的祈祷声常常重叠。
有时候，一个节日的花车队伍经过清真寺门前，另一边的寺庙也正燃起香火。
信仰在这里，成了一种并存的勇气。
墙上还有“Happy Deepavali”的标语，很是应景。
除了这幅画，还有一张照片，也很吸引我。说明牌上写着：
“Photograph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visit to Singapore, 1929.”
说的是泰戈尔曾在1929年来过新加坡。照片中，白发苍苍的泰戈尔坐在长桌前，身边是衣着整齐的侨领与青年。那一年，他环游亚洲，宣讲“亚洲精神”，主张东方文明应以灵魂对话世界，而非被动模仿西方。
他相信教育与诗意能唤醒被殖民的心灵。
我站在照片前，想到《飞鸟集》中的一句话：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离散的侨民。他们在艰难中维持尊严，在异乡建寺庙、办学校、开商号，用生活回应诗歌。
九十多年后，那种精神被画进了这面墙——从诗人的语言，变成了百姓的日常。
这阵子的小印度街上一到晚上会亮起上千盏灯，象征光明战胜黑暗。
我忽然意识到，文化馆里的这面墙本身也许就是一盏灯。
它照亮的不只是过去，而是当下——
让我们看到，多元并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被日常反复印证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