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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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09-08
Source: 狮城新闻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前写了最后一本著作——《论领导力》，书中探讨了20世纪几位杰出的领导人，其中之一就是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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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秀才曾孙，第四代华裔移民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此时距离英国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已过去一个多世纪，当时新加坡还是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小岛，当地人称为“Singa Pura”，在梵语中是“狮城”的意思。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占多数，大多来自19世纪清末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就是其中一员，他本是一名清末秀才，于1863年从中国广东省来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谋生，因此，李光耀是第四代华裔移民。

到第二代，李光耀的祖父在新加坡这个自由中转港做点船务和树胶贸易，生活过得还不错。因为，直至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出产世界一半的橡胶和三分之一的锡，都经由新加坡港出口，贸易比较繁荣。他推崇英语教育，在他影响下，李光耀父母在给儿子取中文名的同时，还不同寻常的取了英文名“Harry”，并让儿子在6岁起就在英语学校上学。

李光耀的父母是普通中产阶级，父亲李进坤早年在壳牌石油公司门店工作，还经常打牌，被李光耀祖父骂不思进取。母亲蔡认娘出身富裕土生华人家庭，她父亲蔡金鼎为当地橡胶园主，拥有多处房产。

李光耀从小聪明伶俐，12岁时以第一名成绩从小学毕业，获得进入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读书的资格，莱佛士书院当时是新加坡最严格的英语中学，旨在培育新加坡的精英人才，输送到英国名校深造。本来，李光耀中学毕业后准备去英国学法律，但因为1940年欧洲二战爆发，英国本土遭遇希特勒轰炸，危在旦夕。因而，他选择留在了新加坡，进入给他全额奖学金的莱佛士学院（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

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十八岁的李光耀经历了他日后称为“人生中第一个艰难转折点”。他在日军一次搜查中被逮捕，险些丧命，最后幸存。之后，他随机应变学了点日语，找到工作谋生，后来他回忆说：“生存的关键是随机应变”。显然，这些人生经历赋予他在以后政治活动中灵活多变、机敏务实、实验性治理新加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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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剑桥

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获得女王奖学金，去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法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50年8月归国，很快投入政治。1954年，31岁的李光耀创立人民行动党。仅仅不到五年，该党一跃成为新加坡政治舞台的主要力量。1959年5月，英国允许新加坡在除外交与军事以外所有领域实行自治。当月，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李光耀被任命为总理，直至1998年11月离任，跨越近40年。在这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下半叶，李光耀带领新加坡从普通第三世界小国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之列。

二、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卓越治理

与基辛格论述的二十世纪其他几位领导人不同（如戴高乐，尼克松，撒切尔等，代表着历经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文化的大国），李光耀管理的是毫无历史积淀、新生弱小的新加坡，无疑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李光耀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一方面出身西方法学学术训练，努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同时也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因地制宜，保留了东亚社会中传统儒家文化中积极的精神元素，他说他是一个“自然的儒家信徒”，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重，立志“齐家治国平天下”，终身报效国家社稷，推动本国乃至全世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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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初建的薄弱基础

客观来说，新加坡建国初期，除了马六甲海峡的交通优势，以及英殖民地留下的一些政治历史遗产，其他可能都是劣势，如：强国环绕，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素质较低，且民族林立，宗教信仰文化多样……

譬如，新加坡领土只有224平方英里，还不如美国的芝加哥大，缺乏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也没有足够的饮用水，国内饮用水主要靠热带降雨，而热带降雨过多，又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农业生产无法开展。人口只有微不足道的190万，还被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三个不同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弄得社会撕裂。

新加坡周边国家虽不是世界强国，但是相对于新加坡来说，要大得多，强得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对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贸易通道的重要战略位置，既羡慕又嫉妒。因为激烈党争和族裔关系紧张，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逐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组成不到两年的联邦。某种意义上，新加坡当时是被迫独立，孤立无援。

李光耀能在开局如此不利、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创建新加坡，并发挥自身卓越的领导力、智慧与远见，使之发展为政治廉洁高效、各民族和谐共处的世界一流文明国家，无疑令人震惊、居功至伟。

在短短二十多年里，新加坡这个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曾受疟疾肆虐的小岛，一跃成为亚洲最富有国家（按人均收入计算），并且，一直保持高水平发展。如今，更是成为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2024年新加坡人均GDP高达9万多美元，全球第五。按人类福祉的几乎所有标准来看，新加坡都位居世界前列。

2，开放，爱民，廉洁，法治

李光耀品学兼优，夫人柯玉芝也聪明绝顶，同为莱佛士书院和剑桥大学优等生，是他公共事业成功的贤内助。相比儒家传统文化（重视对家庭、家族、集体、国家的道德责任感，仁爱为民、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在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顶尖学校——剑桥大学的法学知识训练背景，赋予他对法治制度与理性科学的尊重，以及深远发展的国际战略眼光与平等开放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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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实施明智的国内外政策主要有：

首先是推动经济增长，带领人民富裕；

其次，加强文化教育，形成强大的国内凝聚力；

最后，执行灵活敏捷的外交政策，在东西方强国的政治角力夹缝中生存。

具体措施如：

灵活开放的外交策略

带领新加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与资金，发展经济。他在中美苏等大国之间周旋，游刃有余。比如，他重视与美国的联系，但不卑不亢。在1968年出访哈佛大学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美国出手解决困难，但只要美国对新加坡表现善意，使缺乏石油和其他重要自然资源的小国可以培育他眼中的主要资源——人民，从而实现发展。他站在美国实际利益角度说服美国支持，指出美国支持新加坡，也能通过维持东南亚地区秩序来推进美国自身国家利益，不光是新加坡一方收益，这是合作双赢的战略外交模式。

尊重人才，招商引资

求贤若渴，人民行动党吸纳社会各界优秀精英，人才济济，代表人物如经济学家吴庆瑞（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辅弼李光耀创党建国）。他还问计于外国专家，1960年，他邀请荷兰经济学家温斯敏（当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一员）来新加坡，听从其建议，推动新加坡的工业化。比如：打造一流城市市容（提高植树绿化，减少空气污染等）和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教育，民众举止文明，注重卫生清洁；拥抱新技术，培训工人，压低工人工资，为国外公司压低成本和提供优良的城市环境，扩展招商引资。

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提高城市环境，提供更高素质、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吸引外资，这在当时贫弱的新加坡来说，是无奈之举，也是务实的明智之举（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吸取借鉴）。新加坡民众素质不高，一开始只能优先发展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发展简单的电子工业和船舶维修，最后进步到船舶制造。新加坡从维持温饱到制造业（出口贸易），从制造业发展到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和高科技创新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人口的素质水平也一步步升级，终于，整个国家取得巨大成功。

注重全民福利

仁政爱民，关心民间疾苦。比如，人民生活中，首当其冲是住房问题（住房问题也是全球大多数普通民众最主要的生活基本条件或资产配置选择）。1950年代，新加坡有自己足够住房的人只有三分之一，房屋建筑不能满足人民需求。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快速建筑大批高层住宅。李光耀任命称职能干的商人林金山，在短短三年内建造了比英国此前32年建的还多的房屋，逐渐使新加坡成为人人拥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会。

这使得新加坡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都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好比一家创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给予员工公平合理的股份分红，让每位员工把个人富裕的梦想融入公司的整体发展愿景和轨道中，并与公司荣辱与共，财富与发展都紧密相连，绑定一体。这样自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潜能（人民是李光耀最重视的国家资源，这是他最智慧的地方），人民拼搏奋进，再通过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和技能，彼此之间友爱互助，社会和谐稳定。

政治廉洁高效

加强社会对官员的监督（任何媒体和公民都可以随意举报贪腐，即便检举错误，也不被追究）。李光耀上任不到一年，就颁布《预防腐败法》，严惩腐败行为。与一般人了解的不同，新加坡一开始并不是高薪养廉，而是以惩罚腐败渎职（辅以社会道德规范教育，形成精神风貌）来监督公务员尽心履职。高薪养廉是1984年新加坡比较富足后，才把公务员薪资固定在可比的私营部门薪酬的80%。如今，新加坡政府官员已成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反腐成功，无疑是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统治的道德基础。

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

新加坡建国初期，李光耀把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一的财政预算投入教育，这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相比都是惊人的比例。从1960年开展防治结核病的X光检查运动，公共卫生服务一直是国家与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高达85.2岁，而美国只有78.7岁。

民族团结，稳固国防

此外，李光耀还推行合理的语言政策（双语政策），规定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英语。加强民族团结，创立统一的新民族。国防建设：模仿以色列，在没有国土战略纵深区域的劣势条件下，建立少量精锐的专业部队，同时全社会都是预备役。新加坡所有年轻男性，无论任何背景，都必须服兵役。退役后，要作为预备役定期参加营地训练。全民服役制，不仅增强军事国防能力，而且还能使各个族裔在服役期间统一教育管理，进而超越族裔差异，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平等。

三、余论

公允的说，李光耀算是在小国逆境中，融合东西方文化，并在国家干预（以及传统保守主义、集体主义）与政治经济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民主开放，个人主义等）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开创了一个新民族、新国家模式的政治家楷模。

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叮嘱拆除故居，以免民众纪念导致个人崇拜而忽略制度的重要性；他还承认自己有错，后悔做的不完美，这种忧患意识与自我反思精神，让人敬重。

全球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愿意聆听小国领导李光耀的建议，其实也是对他人格与智慧的肯定。不过誉的说，他算是现代政治家中，融合东方传统儒家士大夫精神（天下为公，仁政爱民）与西方法治文明理念的传奇典范。

邓小平少年时乘船去法国留学，曾经过新加坡，彼时落后不堪。1978年，他第二次去新加坡（官方访问），称赞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先进，他被深深震撼，遂决心借鉴新加坡经验，回国改革开放。

期间，邓小平和李光耀说，如果自己管理的是上海，也能达到这一水平（言下之意，新加坡人口少、国土小、好管理）。李光耀不以为然，答道：新加坡华人大多是广东、福建的逃难穷苦农民，目不识丁、没有田地，人口素质低，也没有资本积累，底子薄；而上海自清末民国以来，就聚集了中国的知识和商业精英。言下之意，上海发展好，因全国资源汇集，不足为奇。他自认为自己的管理制度与重视教育，才让人民素质提升，国富民强。

1979年，李光耀就预言中国会成功，引领亚洲，只是时间问题。这犹如拿破仑曾评价中国：“中国一旦醒来，会震撼世界。”李光耀也指出：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会产生更多的碰撞与摩擦。因为，冷战后有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全球化，二是中美之间潜在的战略竞争。

如今，又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无疑，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证实了李光耀当年的判断。中国和新加坡在21世纪风云莫测、诡谲多变的国际关系中继续奋勇前行，进入不断更新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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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李光耀在辞去总理25年后，与世长辞。世界各地政要（亚洲各国首脑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云集新加坡，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新加坡数十万人民在瓢泼大雨中排队，等候到他们国父棺椁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