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招牌退场：新加坡老字号往事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v/Zavgp Published: 2026-08-03 Source: 狮城新闻 ![老招牌退场：新加坡老字号往事](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89/17894184.avif?0) 今天牛车水西北侧的芳林苑，仍有一家开了111年的酒庄。 金泉春的店面不大，玻璃柜里排着洋酒，门外堆着整箱饮料。第三代经营者张逢春坐在柜台后面，守着祖父在1915年注册的招牌。 账本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 大约2000年前后，一张订单做到两三万新元并不稀奇。高峰时期，一年能卖两三百箱酒。如今，一张订单往往不到300新元，一年卖出20箱都不容易。 新加坡人并没有停止喝酒。婚宴、聚会和送礼也仍然需要酒水。改变的是购买路线：家庭去了超市，年轻人网上下单，酒店和企业找大型经销商。每换一次渠道，传统酒庄就少一批订单。 金泉春没有经历一场突然的灾难。生意只是沿着城市的新道路，慢慢从店门前绕了过去。 要理解这家酒庄为什么能够活过一个世纪，又为什么到了今天举步维艰，需要先看清它最初站在什么地方。 ## 河流、海岸和山脚之间 把19世纪的新加坡地图摊开，城市的商业格局并不复杂。 新加坡河由西向东流入海湾。河的北岸后来形成殖民政府与欧洲商人的区域，河的南岸则聚集了码头、仓库、商行和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 沿南桥路从河边向南走，先会经过克罗士街，再进入店屋密集的牛车水。继续往南，街道通向安祥山、巴梳山和丹戎巴葛一带。 向东不远的直落亚逸，在大规模填海以前就贴着海岸。南来的移民乘大船抵达新加坡，再由小船和舢板送到岸边。人上岸后找会馆、庙宇、床位和工作，货物则从码头进入附近的仓库、杂货铺和批发商行。 河岸、海边和低丘之间，可供活动的平地并不宽。人口、货物和现金交易因此集中在几条街上。 这里后来被统称为牛车水。这个名字来自早年运送食水的牛车，不只是一条街，也不只是今天售卖纪念品的旅游区。它曾是一整片华人生活区：临海处有商行和仓库，街面有巴刹、店铺和小贩，后巷里有客栈、工场和拥挤的住处。 刚下船的移民没有多少本钱，也能在这里找到一条生路。 有手艺的人租下半间铺面；没有铺面的人挑起扁担沿街叫卖；同乡介绍货源、学徒和第一批顾客。港口不断送来人和货，密集的街区又不断产生吃饭、购物和送礼的需求。 金福源肉干、金泉春酒庄，以及友诺士肉脞面的祖辈，都在这套城市条件中找到了位置。 金泉春连接的是从港口进入市区的货物。 金福源依靠店屋里的家庭生产。 陈连福则挑着肉脞面，追着街上的人流寻找生意。 ## 一楼开店，楼上过日子 支撑这些小生意的，是一种今天仍能在牛车水看见、用途却已经完全改变的建筑：店屋。 店屋通常只有几米宽，却向后延伸很深。一楼临街做买卖，后面加工和存货，楼上住着店主、孩子、学徒和员工。 今天，一栋店屋可能是餐馆、酒吧、办公室或精品酒店。百年前，它首先是一套适合家庭做生意的空间。 肉干店可以在前面收钱，后面腌肉和烘烤，楼上住着全家。杂货铺可以把零售放在一楼，整箱货物堆在二楼，三楼留给家人睡觉。 一道木楼梯把家庭和生意连在一起。 楼下缺人，楼上的人便下来帮忙。孩子放学以后看柜台、包货、送东西，不需要经过正式训练，也很少有人计算他们工作了多少小时。 这种生意之所以能够代代维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成本从未写进账本。 店屋同时是住宅和仓库，家人同时是员工，父母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会给自己计算加班费。只要店里的收入能够支付全家的吃住和孩子的学费，这门生意便可以继续。 今天的小商户仍然熟悉这本账。 一间夫妻店表面上雇员不多，实际依赖的是夫妻、老人和孩子轮流补位。生意有利润，不等于按照市场工资计算每个人的劳动以后仍然有利润。 这也埋下了百年老店今天最难解决的问题：上一代计算的是一个家庭能不能靠这家店活下去，下一代计算的是自己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份可以做几十年的职业。 ## 1905年，肉干从家庭作坊走上街面 19世纪末，林水源从福建安溪来到新加坡，跟随在牛车水经营“老福源”的兄长学习制作肉干。 1905年，他创立金福源。 最初，一家人在家中制作肉干。生意有了起色，他们先租下半间店面，随后再扩成一整间店屋。 临街的一面负责卖货，烤炉和制作空间放在后面，家人和员工住在楼上。到了农历新年前，平时分散在不同地方做事的人都会回来，全家一起切肉、调味、看火和招呼顾客。 肉干很适合在当时的牛车水生长。 它不需要大型机器，依靠的是配方、炭火和人工；烤好后可以保存，方便顾客带走；春节需求又十分集中。过去肉食价格不低，许多家庭平日舍不得多买，到了过年才会准备肉干，招待客人或送给亲友。 肉干因此从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逐渐变成新加坡华人春节的一部分。 一炉肉干烤熟以后，甜味和油脂的香气会从店屋后部飘到街面。路过的人不用看广告，也知道新一炉已经出炉。 街坊关系本身就是品牌。 店主记得熟客喜欢肥一点还是瘦一点，顾客知道哪一批刚刚烤好。春节前的长队不仅带来销量，也反复告诉后来的人：这家店已经被附近居民选择了很多年。 金福源后来一度扩展到四家门店。 第四代传人林炳泉早年在海外工作，每逢农历新年都会请假回新加坡帮忙。最初，他只准备暂时回来，后来父亲希望他接手，他便留下来，一做就是十多年。 疫情后，金福源逐步收缩，如今保留明古连街的一间门店和勿洛北的一间工厂。 工厂保住了生产和部分批发业务，顾客也可以通过WhatsApp询价和预订。店里开始尝试麻辣、较柔软和低糖等不同版本，希望重新接近年轻人的口味。 林炳泉仍然无法确定，下一代会不会继续这门生意。 他的女儿在国外念书，从小接触的生活与肉干作坊已经相距很远。他开始接受另一种传承方式：家族可以保留品牌和经验，把经营交给专业团队。 过去，传承是父亲把钥匙交给儿子。 今天，一块招牌要继续留下，可能先要摆脱只能交给同一个姓氏的限制。 ## 1915年，杂货铺记录港口的口味 金泉春最初并不是酒庄。 1915年，张逢春的祖父从金门来到新加坡，在克罗士街60号注册成立金泉春。当地华人把这一带称为吉灵街。 从地图上看，克罗士街横穿牛车水北部。向北走不远便是新加坡河，向东可以通往当年的直落亚逸海岸，向南则进入店屋、市场和人口更加密集的街区。 这正是杂货店最合适的位置。 码头卸下的整箱商品，可以迅速运到店里；船员、劳工、附近居民和街边小贩，又会把这些商品一点点买走。 港口城市最初需要的不是分工细致的专卖店，而是什么都能找到的杂货铺。食物、饮料和日用品从这里拆成小份，进入周围的家庭和摊档。 金泉春当年的店屋有三层。 一楼营业，二楼存货，三楼住着一家人。整箱货物从港口进来，先堆到楼上，再按照顾客需要逐步卖掉。 货仓、商店和家庭被压在同一座楼梯上。 二战结束后，杂货业竞争加剧，转口贸易逐渐恢复，驻新英军和酒店业又带来酒类需求。金泉春开始减少普通杂货，把经营重点转向酒类和饮料，后来才发展为酒庄。 这次转型让它又走了几十年。 一间店的货架，也记录了新加坡港口经济的变化：早年出售移民和街坊需要的杂货，后来经营转口贸易、驻军、酒店和宴席需要的酒水。 约在1980年，吉灵街一带重新发展，金泉春搬到芳林苑。 此时的牛车水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口不断挤入的移民落脚区。 居民陆续迁入全岛各处的组屋新镇，街头小贩被安置到有水电、排污和固定摊位的巴刹与熟食中心。百货公司、购物商场和邻里超市，也开始在新的住宅区中出现。 旧城区变得更加整齐，顾客却随着住房和工作地点一起分散到全岛。 金泉春后来又遇上大型经销商和电商。酒仍然有人买，交易却不再需要经过传统酒庄。 近年，张逢春因膝盖不适，走动越来越困难。他早年对中医有兴趣，后来取得相关资格，因此开始考虑把部分店面改成中医诊所，或者把整间店出租。 经营上，这两条路都有现实依据。 让他迟迟无法决定的，是这间店承载着三代人的生活。关闭酒庄，结束的不只是一项酒类生意，也包括克罗士街那栋三层店屋延续下来的家庭记忆。 ## 1923年，一副扁担追着人流走 友诺士肉脞面的招牌上，仍保留着一个挑担小贩的身影。 1923年，第五代传人吕珏蔚的外高祖父陈连福挑着扁担沿街卖面。扁担日复一日压在肩膀上，也压弯了他的背，街坊因此把这碗面称为“驼背面”，方言叫作Kiao Gu Mee。 现有报道没有留下陈连福最初沿着哪几条街叫卖，但他的经营方式属于同一座港口城市。 没有本钱租店的人，把炉具、面条、汤锅和碗筷装进担子或推车。码头工人在哪里卸货，市场在哪里开张，居民在哪里聚集，小贩就走到哪里。 他们没有固定门牌，人流就是地址。 清晨，担子从住处挑出来；到了工人和居民聚集的地方，支起炉子便能开张。顾客吃完一碗面，小贩收回现金，再挑着担子走向下一条街。 一碗面解决的是每天都要发生的需求。它不必等到节庆，也不依赖大额订单，只要附近有人工作、生活，就有可能找到顾客。 后来，新加坡逐步把街头小贩迁入固定的巴刹和熟食中心。 小贩获得了水电、卫生设施和稳定摊位，也开始面对租金、执照、营业时间和统一管理。过去靠双脚寻找顾客的生意，转变为依靠固定地点和稳定口碑。 友诺士肉脞面能够传下来，是因为后人保留了味道，却没有要求经营方式停留在一副扁担上。 吕珏蔚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走上了一条相对清楚的白领道路。每逢周末和假期回档口帮忙，他经常看见老顾客带着孩子来；孩子长大以后，又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 大约十年前，他辞去银行工作，回到档口从头学习。 母亲沈美容起初并不赞成。她告诉儿子，回来可以，但店里没有固定工资，只能保证三餐。 接班最初三年，吕珏蔚每天工作约15至16个小时。 他既要学习煮面和招呼顾客，也要处理员工、采购、财务、品牌和培训，把长期依靠家人和老师傅维持的档口，整理成一门可以交给团队的生意。 煮面最难传下去的部分，往往没有写在配方里。 一把面用多少水，汤要保持什么浓度，调料放到什么分量，老师傅凭手感便能判断。新员工没有几十年的经验，只能一次次尝试。 吕珏蔚把食材分量、水量、汤的浓度和温度整理成标准作业程序，希望不同档口的员工也能做出稳定味道。 如今，友诺士肉脞面有五个档口和约20名员工。其中五六人已经工作七八年，另有不少人留下了三至五年。 他没有急着继续开店，因为下一家店能否成立，取决于团队能不能脱离老板本人独立运转。 一百年前，陈连福靠双脚把面送到顾客面前。 一百年后，第五代接班人要靠流程、培训和稳定员工，让这碗面离开自己的双手以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味道。 ## 海岸退远以后 这三家店从20世纪初走到今天，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几次接班。 它们看着新加坡的海岸和商业中心一次次移动。 19世纪后期的填海工程，把直落亚逸的海岸向外推远。港口业务逐渐转向丹戎巴葛和更南面的码头，原来临海的街道退入城市内部。 战后，新加坡开始大规模建设组屋新镇。居民从牛车水和旧城区迁往全岛，顾客不再集中住在老店附近。 街头小贩进入熟食中心，家庭作坊搬进工厂，杂货店的货物进入超市，节庆食品进入商场和连锁门店。 到了今天，订单又从街道和商场进入手机。 这条商业路线十分清楚： 人和货最初从海上来到直落亚逸，再进入牛车水的店屋、市场和街巷；后来海岸被推远，港口南移，居民搬进新镇，顾客进入商场，交易最终进入线上平台。 三家老店没有突然离开自己的位置，城市的生意却几次改变了方向。 店屋的外墙和木窗可以通过保留工程继续存在，过去从码头、后巷和居民区走来的顾客，却无法通过修复建筑重新回来。 建筑保存的是街道的外形。 老字号需要维持的，是每天真实发生的交易。 ## 同一门生意，两本账 百年老字号能够活下来，秘方和信誉当然重要，但它们还依赖几项已经改变的条件。 早期牛车水人口密集，店门前每天都有顾客经过。店屋把住宅、加工、仓储和销售合在一起，家人又承担了大部分劳动。 这种经营方式把许多成本藏进了家庭关系。 父亲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不领取加班费；母亲看店和做家务，很少分别计算工时；孩子放学后帮忙，也不会要求一份市场工资。 上一代因此计算的是整家人的收入：只要一家人能吃饭、供孩子读书，生意便值得继续。 下一代计算的是另一个账本。 他们会比较工资、工时、休息日、职业发展、雇员成本和未来二十年的收入。一家店在父亲的账本上仍有利润，按照现代职业标准计算以后，可能已经无法提供一份有吸引力的生活。 这就是许多小商户能够在三家老店中看到自己的原因。 订单可以从几万元缩到几百元，租金和人工却不会按照相同比例下降。老板要做产品，也要进货、排班、处理执照、财务、线上平台和顾客投诉。 过去由家人免费补上的位置，如今必须找到员工并支付工资。 年轻人拒绝接班，不一定是不愿吃苦。他们首先要确认，吃苦以后能否获得合理收入，也能否保留自己的生活。 吕珏蔚推动专业化和标准化，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 一门生意只有能够训练员工、形成流程、脱离某一位老师傅，并为经营者提供可以持续的收入，接班才可能从家庭责任变成职业选择。 ## 几级楼梯之外 这三家老店走到了三个不同的路口。 友诺士肉脞面仍有稳定顾客，它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团队能力。 金福源保留着品牌、工厂和节庆需求，它开始尝试新的产品、销售渠道和家族以外的经营者。 金泉春面对的问题更深。酒类消费没有消失，顾客却已经离开传统酒庄。它需要决定的，是这块百年招牌是否还能换一种用途留在原地。 它们共同记录了一条新加坡华人家庭的上升路径。 第一代移民从中国南方来到港口，在河岸、海边和山脚之间找到半间店面、一副扁担或一个柜台。他们用一门生意养大孩子，再把孩子送进学校。 孩子后来进入银行、专业机构和跨国公司，不必再依靠祖辈的店面谋生。 一家老店最成功的结果，是让下一代拥有离开的选择；最难解决的后果，也是下一代已经拥有了另一种生活。 一百年前，孩子从店屋楼上走下几级木梯，便进入家里的生意。货从附近码头运来，顾客从周围街巷走来，工作和生活都集中在一栋房子里。 今天，住宅、工厂、办公室、商场和学校已经分散到全岛。孩子与老店之间隔着的不再是几级楼梯，而是一整套现代城市生活。 城市可以修复一栋店屋，保存木窗、骑楼和外墙。 一家老店要继续开门，还必须有人每天进货、制作、算账和招呼顾客，也要有消费者愿意为这些劳动付钱。 这些百年招牌见证了新加坡如何从港口城市变成现代都市，也见证了华人家庭怎样靠一间小店落脚、养家，再把下一代送进更宽的世界。 它们若要继续留下，不能只要求后人守住过去。 还需要在今天的城市里，重新找到一门养得活人，也值得投入往后几十年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