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李光耀管理新加坡的方法，离不开中英日三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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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3-06-20
Source: 狮城新闻

今年是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为纪念“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本号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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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是中国在组织领导班子时常用的一句话：“老中青三结合”， 意思是领导班子中年龄结构，要有“老年”“中年”“青年”干部。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也是“三结合”，主要就是吸取中国、英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主义的优点，克服它们的缺点。 在新加坡，你不但能看到孔子像，也能看到莱佛士像、邓小平像，以及日本文化的公园——星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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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加坡市中心的莱佛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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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加坡的日本文化公园--星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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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笔者与新加坡邓小平像合影

中国大陆是“反帝、反封建”，李光耀在新加坡是“仿帝、仿封建”。资本主义的法制社会、有法可依 ；封建社会的卑尊有序、克己复礼等等。只要对新加坡有用，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大家对新加坡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英国的制度这些方面比较了解，对学习日本的严格管理知道较少。

李光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到了以德治国，防患于未然；从英国人身上学到了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从日本人身上学到了从严治国，如何利用权力，也就是“强制力”来落实各项制度，也可以理解为“三结合”的“实用主义”吧。 李光耀的 “三结合”的“实用主义”：

一、中国文化 

二、英国制度 

三、日本管理 

一、中国文化 李光耀是华人，中华传统文化李光耀的影响根深蒂固。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新加坡的立国之本。对人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以德治国，防患于未然。 中国文化对李光耀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不选边站”

1.中庸之道--“不选边站”。李光耀把“不选边站”作为新加坡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不选边站”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影响的。

新加坡不仅仅是现在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其实在多年前及许多地方，新加坡都是“不选边站”的。 A. 不在中美苏三个国家之间“选边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世界上三大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苏美是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新加坡当时就面临“选边站”的问题，当时苏联的总理柯西金，对新加坡的港口为中国服务很有意见。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的港口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服务，不但为中国服务，同时也为苏联服务，都一视同仁。当时新加坡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好，因为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苏联支持新加坡加入联合国，李光耀对苏联很是感谢。东盟个别国家曾经在中苏之间“选边站”，结果中南半岛爆发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B. 不在台海两岸之间“选边站” ，台海两岸都是李光耀的好朋友。李光耀说：台湾是我的老朋友，大陆是我的好朋友。他一生访问台湾17次，访问大陆33次。他特别关心两岸统一的问题。君子成人之美，李光耀多次为两岸和平统一当“红娘”，促成在新加坡曾经举行“汪辜会谈、习马会见”等等。

C. 不在阿拉伯的穆斯林和以色列之间“选边站”。新加坡也不“选边站”，既是以色列的朋友，也是以色列的敌人阿拉伯的朋友。新加坡的周边国家以穆斯林为主，他竟然做到了和穆斯林及穆斯林的“敌人”都是“好朋友”。以和为贵 --新加坡做到了全世界没有一个“敌对国家”。

2. “不选边站”不等于没有原则

新加坡的“不选边站”具有新加坡的特点： 一是原则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要站在联合国的立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国际法》是小国的生存根本保证，所以新加坡坚决维护对《国际法》的执行。如对发生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新加坡就明确支持乌克兰。因为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第二是新加坡利益放在第一位。新加坡“不选边站”，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允许美国驻军？这是新加坡安全的需要。李光耀认为，在这个“动荡敏感”的地区，没有美国的驻军，新加坡就没有“安全感”！美国的驻军等于是新加坡的“保镖”。李光耀曾经说过，为了亚太地区的平衡，美军不宜撤出该地区。

3. 记恩不记仇。新加坡曾经是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李光耀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深仇大恨”，反而感谢英国，原谅日本。这主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记恩不记仇，冤家宜解不宜结。“记恩”大家都是“朋友”；“记仇”大家都成为了“敌人”。记恩者得恩；记仇者得仇。 由于“记恩不记仇”，新加坡的发展，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极大帮助，成为“四小龙”。

其实，这一点日本也是如此，二战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对手，日军大部分是被美军消灭的，中国战场打了14年，只消灭50多万日军，而太平洋战争，只打3年，美军就消灭了150多万日军。特别是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及对日本本土的大肆轰炸，杀死了大量的日本人。而日本人也是 “记恩不记仇”，不计前嫌接受美国的帮助扶持，使经济迅速发展。 目前，新加坡和日本，多次是全世界免签证国家第一；也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之一。

对内“ 以德治国” 说到新加坡，人们都对它的花园城市，高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秩序赞赏不已。但是维护国家秩序，仅仅靠严刑峻法的是根本不够的。上医治未病，教育人民遵纪守法才是”上策“，再多的法律，对于遵纪守法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是对违法乱纪的人有震慑作用。

1. 弘扬传统文化“精髓”

1967年，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尼克森访问新加坡，尼克森问李光耀：“中国发生了什么？”李光耀对尼克森说：“中国在镶嵌著旧中国画的瓷砖上涂水彩，现在看上去都是水彩的颜色，但是经过时间的风雨洗刷之后，凸显的仍然是瓷砖的底色，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必将焕发光彩。

李光耀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一定要把基本的价值观和信仰全部抛弃。看看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大家都在想方设法保留勤俭、刻苦的传统价值观，强调注重学问知识，效忠家庭和国家，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正因为有了这些儒家价值观，才有社会的凝聚力、高储蓄、高投资，进而带来生产力的高增长。”

在新加坡，无处不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教育。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小岛，竟然有264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庙宇，26座公共图书馆和数不清的“组屋图书馆”，中国文化的公园——裕华园，遍布各个社区的民众俱乐部，几百所学校，虽然通用是英语，但是，说华语也是“通行无阻”，被一些人称之为“第三个中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老吾老幼吾幼”使人们充满爱心；“礼义仁智信”构建了一个文明礼貌诚信的和谐社会。

如果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比较一下。一个城市的街道、特别是道路交通，最能反映城市的社会秩序、文明水准和政府管理水平的。

笔者在新加坡居住多年，居然没有看到过一个交通警察！更谈不上协警和交通管理员了，普通警察也是极少看到。但是马路上人来车往各行其道，堵车及车祸极少。

新加坡的警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清闲的岗位。新加坡的城市的公用设施，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新加坡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女孩夜里12点没有回家，家长一点都不担心，公共汽车上，女士的包包拉链没有拉上，不用担心小偷，有的商店还专门设有免费商品的柜台……

在曼谷、胡志明市和雅加达市，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在街上飞奔，人们不守交通规则，无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行人，有的地方也没有红绿灯，有的地方没有斑马线，你要规矩一点就过不了马路，会感到路上充满危险。还有脏乱的街道和店铺，乱要价的买卖，乱索费的管理人员。还有城市交通设计的混乱，像曼谷市不是地铁而是地上铁道（又粗又笨）直贯市中心大道，使城市充满嘈杂、混乱。但是，新加坡，总有一种从混乱回到秩序，从嘈杂回到安宁，有回到花园的感觉。

在新加坡的街头， 很少听到汽车鸣喇叭，而一遇到行人，基本上都是机动车司机耐心等候行人过马路…… 只要看到有人遇到困难，马上就会有人伸出援手。基本上没有小偷小摸，打架闹事，群体上访，游行示威等等现象。再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极少出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景象。

“强权政治”虽然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尊重政府；不可能出现助人为乐，大家都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可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景象。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做到。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 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公民的文明教育，而且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因素，光是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秩序，使社会充满活力。

2. 克服传统文化“不足”

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李光耀并非都是一味地继承，对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是坚决反对的。如封建社会的“终身制、家天下”“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 ”等等。不少人误解新加坡是“李家坡家天下”。

其实，李光耀在67岁就主动退居二线，他推荐的是陈庆炎来接班，内阁多数人不同意，多数人推荐吴作栋接班。李光耀尊重大家的意见：吴作栋接班。 1995年，新加坡发生“房产折扣风波”。时任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涉及李光耀的两处房产。事情的经过是：李光耀的妻子和儿子购买了两处房产，开发商按照惯例给小部分客户一定的折扣，这两处房产因此享受了100万元的折扣。由于开发商是上市公司，有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举报。时任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涉及李光耀的两处房产。调查后，公开了房产的价格与折扣，没有发现违法现象。

事后，李光耀将此事提交国会讨论，反对党议员也表示折扣没有问题。李光耀告诉国会，政府对他本人展开调查，证明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公正有效的，这件事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贪赃枉法。

二、英国制度 以法治国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岛，使新加坡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独立建国后，为莱佛士塑像，以此纪念他为新加坡开埠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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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加坡隆重纪念开埠200周年，并且尊称莱佛士为新加坡第一个“国父”，李光耀为第二个“国父”。

李光耀虽然是华人，但从小新加坡就“抱给”英国了。1923年，他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后来又到英国留学。 可以说，新加坡是在英国人的“抚养”下长大的。所以现在的新加坡，到处都有英国人留下的痕迹。许多地方、单位都是以英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如莱佛士城，莱佛士学院，莱佛士饭店；伊丽莎白学校，女皇镇等等。

1. 首先从制度上来说，李光耀沿用了是英国的制度，新加坡现在还是英联邦的成员，通用语是英语。

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观察，让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对文明地、温和地治理国家。他对英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 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程序正义的恪守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

李光耀 在继承英国法制时，作了一些适应新加坡亚洲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2. 肃贪倡廉。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自治和1965年建国初期，贪污现象猖獗，渗透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和世界上各个国家一样，只要有机可乘，腐败分子就无孔不入。新加坡同样面临腐败的挑战。海关人员向走私车辆收取贿赂；政府采购部门的人，则从投标者那里拿好处；负责进出口贸易的人员拿到好处后，就会很快地签发许可证等等。

1952年，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期间，就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

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 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同时，扩大了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力。调查对象不仅仅是各级官员，还有警察、法官等等执法人员。调查人员可以采取搜查、逮捕等等措施。

3. 不徇私情。1971年，反贪污调查局查办了一起集体受贿案，涉及250交警，卡车车主每月要向交警行贿5-10元，不然交警就会刁难司机。对受贿的警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1985年，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主任），在1981年-1982年期间，受贿80万元新币，协助开发商取得土地。案发后，他求见李光耀，遭到李光耀的拒绝。后来郑章远选择了自杀。李光耀说，我不能帮助他，我如果帮助他，新加坡就完了。

李光耀 既谙西方文化的内涵，也不忘中国文化之精神，在治理国家中一直注重东西文化的互相融合。他在统治新加坡时期，推行了一种具有法家精神，又兼具儒家内核的国家政策。就是这一种内法外儒的治国政策，软硬兼施 “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打击，”做到了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 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全球著名的“国际透明组织”和总部设在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的调查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洁政府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3. 日本管理 从严治国

新加坡不但是英国的殖民地，曾经也是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人占领把新加坡时，改名为“昭南市”。所以日本人对新加坡的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在新加坡，有日本文化的公园——“星晨园”；有大量的日本企业投资创办的企业；有遍布新加坡 ，专门经营日本小商品的商店——“两元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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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AISO官网）

“治天下”者，不但要有“菩萨心肠”，更需要“霹雳手段”。一方面，新加坡人把李光耀总称为“国父”“超级奶爸”，一方面又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强权政治”。而李光耀的“强权政治”，正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民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带来了日本的崛起 。

在日治时期，日本的管理带到了新加坡。 1942年，日本人进攻东南亚，并且很快打败了英军占领了新加坡。新加坡人开始根本不相信日本人能够战胜英国人，英国白人“高人一等”的”高大上“形象，在新加坡人的心目中瞬间倒塌。在日本人治理期间，李光耀没有奋起反抗，在“特殊”的环境下，他为了生存下去， 不得已为日本人“打工”。在这期间，他并不认为日本人的统治手段毫无可取之处，反而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使他学到许多东西。

当时，新加坡在日治时期，尽管人们生活非常困难，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但是社会治安却非常好。因为对小偷等等危害社会治安的惩罚极严。抓到小偷就严刑拷打、坐牢，甚至枪毙。由于人们惧怕法律的惩罚，都不敢犯罪，所以犯罪率低的惊人。因为小偷极少，一度时间内，甚至能够做到“夜不闭户”。这让李光耀对严刑峻法的威力深信不疑。

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李光耀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恶，也看到了皮鞭和铁腕对于管理社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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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平纪念碑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东西都多。关于谁说了算，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的枪炮、日本军刀和日军暴行解决的。” 网传，二战时候，日军曾经一度占领新加坡，对新加坡进行大屠杀，先后一共有十五万华人被日军杀害。

但是，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却写道：“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没有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者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他们的军纪起到了作用。”（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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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说：“新加坡需要铁腕！我花一辈子才建立起这一切，只要我还在，就不允许任何人来毁掉它！想跟我对着干的人，得戴上指节铜环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伤我，比我能伤你还多，那就试试看。治理华裔社会，你别无方法。”

其实， 日本多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中日是”同文同种“。日本的从严管理，也是中国“祖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就是从严治国的。儒家和法家，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日本的严格执法，也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家”思想。 “三结合”的“实用主义”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对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十分赞同。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 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难以成为终极目标。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

从“文化”来说，新加坡不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二合一”，也是“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三结合”。封建主义是皇权第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权就有一切。资本主义是金钱至上，经济挂帅，有钱就有一切。社会主义是公有经济、计划经济。 李光耀的“强权政治”是学日本和封建社会的； 李光耀的“国有经济”是学社会主义的，如淡马锡国有控股集团。

李光耀的“ 法治思想 ”是学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的。 连李光耀的敌人--马共，李光耀也向他们学习，如马共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马共的廉洁奉公、奉献精神等等。 李光耀说，不要研究那些对新加坡没有用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要研究对新加坡有用的东西。所以有人又说新加坡什么主义都不是，新加坡实行的是“实用主义”。

李光耀曾经对邓小平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反之，中国所拥有的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笔者认为：中国不需要舍近求远，向新加坡学习，也不需要向日本学习，只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保留好、学好、发扬光大就行了。

**作者简介** 

田柏强 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现旅居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