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迹东南亚 新加坡曾经对鸦片如此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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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07-01
Source: 狮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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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新加坡人口的74.3%

尼尔路(Neil Road)蜿蜒向前，先是通向一个建筑工地，之后便是佛牙寺(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尽管寺院整体是唐代建筑的风格，屋顶层层叠叠，但实际上直到2007年才建成开放。它是当地人和游客都爱去的综合型景点，可以被看作新加坡唐人街最恰当不过的起点。新加坡的唐人街干净整洁，对游客相当友好，沿着桥南路的边缘延伸。1822年莱佛士按照城市规划蓝图，将这里划归为唐人街，与英国人为每个地理和语言族群留出不同区域的方针保持一致。

这里原来的名字叫“牛车水”(bullock water cart)，牛车水是一种运送淡水的牛车。1836年，这里聚集起13700名华人居民，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城区，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鱼龙混杂的区域。

而如今佛牙寺就像一块整洁的磁铁，吸引了大量游客，并在周围聚集起崭新的商铺和摆满红色、金色纪念品的摊位。 

大多数来海峡的早期定居者都是苦力，随着戎克季的贸易商队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有一些是“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为自己付过了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

而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契约”苦力，他们有契约在身，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工作。他们被装进船舱运到新加坡，直到船员卖掉手上的合同才能离开。

有一些最后会进入苦力收留所［功能有些像今天的女佣服务中介(maid agency)］，这样的机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新加坡不那么光鲜的购物中心里，长凳上坐满了来自群岛地区、一脸警惕的年轻妇女。 

在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有大量工作需要这些没有技能的苦力，从拉人力车到搬运货物，尽管波动的供求关系可能导致工资极其不稳定。

从1870年代开始，该区域对人力的需求量突然开始激增，随着马来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兴起（印度的罪犯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大量华南移民蜂拥而入。

苦力贸易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消亡，契约劳工制度则在1914年的《劳动合同条例》(Labour Contracts Ordinance)中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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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是由社区首领来间接管理的。由此便形成了以宗族为基础的各类互助团体。而第一个秘密团体——义兴公司(Ghee Hin)，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在1820年代，义兴公司为成员提供工作、保安和住宿，也帮助警察抓捕违法分子。

但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义兴公司开始掌控胡椒和甘蜜种植园，以及大米交易，同时也逐步开展起卖淫和鸦片业务。 

义兴公司不断聚敛的权力和财富，令对手大为眼红。这其中既有从义兴公司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小团体，也有初来乍到的潮州人和客家人。1846年3月，这些敌对势力因“休伊葬礼骚乱案”(Huey Funeral Disturbances)爆发冲突。

当时正值义兴公司为头领何亚炎(Ho Ah Yam)举行葬礼，由6000人组成的送葬队伍转上直落亚逸(Telok Ayer)的时候，迎头遇上3000名全副武装的敌对团体义福(Ghee Hok)的成员。

1851年，由于义兴公司内部成员纷纷转向天主教，并对种植园的控制提出异议，随即爆发了“反天主教动乱”(Anti-Catholic riots)。义兴公司的成员攻击了位于克兰芝和武吉知马的种植园，基督徒之后做出反击。在一周时间内，近500人死亡，27个种植园遭到破坏。

另有500人则是在1854年的“福建—潮州动乱”(Hokkien-Teochew riots)中丧生的。这场动乱始于帮派内部对米价无关紧要的争执，随后冲突升级演变成桥北路上动用大刀长矛的斗殴行为。 

暴力不仅仅发生在私会党(secret societies)内部。1876年，英国试图规范汇款业务，成立了华人邮政分局，以固定的费用办理与中国之间的邮寄和汇款业务。

但这触动了私会党的利益（以及垄断地位），于是潮州商人开始散布谣言，说英国当局此举是为了钳制整个华人社区。他们还宣称，谁能取邮政分局员工的首级，谁就能领取奖励。于是骚乱爆发，造成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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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亚德·吉卜林

私会党在鲁德亚德·吉卜林到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曾记录称，正当海峡殖民地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发的暴乱，起因是围绕阳台清理问题的争执。

“一个华人背后一定有某个私会党，”他写道，“在他土生土长的国家里，自古以来人们为了寻求舒适、保护和稳定的工资，必须加入某个帮会，而他必须与帮会共进退，就像他必须携带自己的鸦片和棺材。”吉卜林同时注意到华人在岛上定居的情况，并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知道自己已经触到了天朝帝国的边缘，我整个人已经被中国烟草的臭味所浸透，那是一种切得很细、油腻且带有光泽的烟草……” 

当局不得不开始对私会党进行系统的监督和控制。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正式设立，迫使私会党进行注册登记。这自然引人不满。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于1887年遭到三合会(Triads)的袭击。

两年后《社团注册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颁布，取缔了海峡殖民地的私会党。尽管这条法令顺利推行了，但并不是说私会党就从此销声匿迹了：一些私会党变成社会组织，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一直到大英帝国统治的末期，私会党的残余还在继续活动，于是有了1950年代末的镇压行动：匕首行动(Operation Dagger)、佩雷克萨行动(Operation Pereksa)和赛普行动(Operation Sapu)。 

在新加坡做苦力也许比在中国当农民日子要好过一些，但其生存状况依然非常糟糕。

所谓家通常就是睡一觉的地方，一张床垫挤在一个狭小又不通风的密室里，只有一小块空间用来放置个人物品。1924年，人力车夫的工钱大约每月20叻币～24叻币(Straits dollars)，每月能省下10叻币寄回中国老家。 

许多苦力用抽鸦片的方式逃避艰苦的现实生活。鸦片让人遗忘。一个旅行者曾记录道，一个烟民的四肢垂下来，“好像不属于他一样；带着毫无意义但非常友善的笑容斜睨着我们。

过量服用鸦片后，人看上去像个白痴，而不是一般的中毒后的样子。鸦片像酒精一样，夺走了人的大脑”。 

新加坡第一任验尸官罗伯特·利特尔(Robert Little)记录了19世纪中叶人们吸食鸦片前的准备过程。他所描述的过程让人想到了今天人们在后院制造冰毒的过程。

这里面涉及用文火熬煮，通过纸或布料进行过滤，再加上黑色糖浆混合。除此之外，鸦片吸食过后剩下的残余被叫作“tye”，tye也被贱价出售。那些连tye都抽不起的人，还可以买tye抽剩下的灰烬(samshing)。 

1848年，城镇中一共有45家拥有鸦片专卖特许权执照的商铺，农村则有6家（不算那些非法贩卖的店铺）。

贩卖鸦片的店铺必须在店铺外面悬挂牌匾，标明专卖特许权执照的号码。而鸦片被放在竹叶和纸做成的三角形小包里，上面印有红色的“鸦片专卖”字样。

最受欢迎的品种是三莽汉(three hoon)，里面含有17.5克鸦片，足够抽六次的。它的售价是40分，抵得上苦力半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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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会在新加坡风靡一时并非偶然。毒品贸易是新加坡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这有赖于英国的贸易政策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1814～1818年，鸦片占到孟加拉地区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出口额的30%～50%。最初，鸦片一度被作为货币使用。正如之前提过的，威廉·法夸尔通过拍卖专卖特许权帮助该岛建立起行政管理体系。

政府鼓励当地人特别是苦力服用鸦片：如此一来不光有大笔资金入账，还能抑制这个主要由男性移民组成的、充满绝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港口城市里躁动又紧张的气氛。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当局在取缔鸦片贸易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时整个殖民地有500多家鸦片特许专卖店。

相关措施逐渐出台。1907年，新加坡成立禁吸鸦片协会(Anti-Opium Society)；1909年，《禅杜税收条例》(Chandu Revenue Ordinance)颁布，终结了鸦片的税收体系。

1928年，鸦片吸食者必须进行登记；到了1933年，他们必须出示吸食证（包括照片），按照规定的限制购买当天所需鸦片。

同年，禁吸鸦片协会的会长陈素兰(Chen Su Lan)建立了一家康复诊所。1934年，吸食登记制度废除，鸦片只能作为医疗用途使用。

禁吸鸦片协会于193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马来亚有10%的成年华人吸食鸦片，他们无论贫富，皆有毒瘾。1943年，在日本占领期间，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 

尽管战后继续推行禁止政策，但吸食鸦片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当时人民行动党正致力于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更健康的国家，鸦片的存在显然与他们的意志相悖。

鸦片的时代结束了，新加坡经济奇迹的背面就是对社会的大清洗，惩治毒品滥用成为新加坡司法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

任何人倘若在樟宜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那他就要大难临头了。那么多苦力和劳工赖以为生的毒品随着如烟的往事淡出了新加坡的历史。 

与在鸦片中醉生梦死的苦力相比，处在社会经济另一端的是来自中国的富豪阶层。他们吸收了殖民地社会的精华，发家致富，并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

1830年一个名叫黄埔(Whampoa)的15岁少年来到刚建立不久的新加坡，他的名字源自广州的一个地名。黄埔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卖牛肉和面包的商铺，就在驳船码头(Boat Quay)和文咸街(Bonham Street)交会的地方。父亲死后，他将商铺的业务扩展到制冰业等新领域。

凭借他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勃勃雄心，加上日渐蓬勃的港口贸易助力，黄埔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富有的个体经营者，而一系列的荣誉和成就也接踵而至。他既是殖民地立法委员会里的第一个华人，也担任过新加坡驻俄国、中国和日本的领事，并且一手建立了莱佛士女子学校。

在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的小说《弗莱施曼夫人》(Flashman’s Lady)中，他出场时手上总是拿着满满一杯雪利酒。

本文节选自 尼古拉斯·沃尔顿《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注释从略；仅供学习之用，版权归原出版社所有；欲了解更多，请购买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