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屋不只是新加坡八成人口的栖身之所，也是许多夫妻从无到有，构筑家庭的基石。
那么，若有天婚姻走不下去了，这个共同财产该如何处置？
红蚂蚁之前曾撰文介绍过相关法律。
简单来说，夫妻离婚后，法庭会根据财务贡献及非财务贡献这两大指标，决定夫妻“分家产”（包括组屋）时所能得到的份额。
换言之，出钱出最多的人，未必在离婚后能获得组屋最大的持份，这也保障了一些婚后便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当家庭主妇的妇女，避免抹煞她们对家庭付出的心血。
最近，有个离婚案件，便牵涉了“非财务贡献”这一因素，只不过在这起案例中，试图以“非财务贡献”获得更多组屋份额的当事人是男性。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起离婚案件，申请离婚的是一名70多岁的年长男子，他和同样70多岁的妻子结婚48年，育有两名已40多岁的子女。
案件主要争议是：丈夫和妻子联名拥有一个组屋单位，丈夫要求离婚后，至少让他分得一半的组屋份额。
但问题来了：这名丈夫长期无业，有稳定工作的妻子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审讯过程中，丈夫主张，他们的家庭模式是“女主外，男主内”，他是所谓的“家庭主夫”，试图以“非财务贡献”来证明自己应该获得组屋的一半份额。
但考量丈夫、妻子及两人女儿的证词后，家事法庭法官认为，妻子在这个家庭中既是经济支柱，又是养育小孩等家务的主要贡献者，最终判决妻子能获得组屋的90%，丈夫则只有10%。
家事司法法院。（海峡时报）
丈夫声称，当年他是以国民服役人员身份申请组屋，这让夫妻俩能以打折价格买下该组屋，而自己也出资8000新元铺设房子的大理石地板。
但根据妻子提供的一封建屋局邮件，虽然组屋是在当年以武装部队正规军人/战备军人计划（如今已废除）申请，但他们除了获得抽签的优先权，并无证据显示该组屋是以更低的价格买下。
妻子也否认丈夫出资铺设地板，原因是后者根本没钱。妻子称，当年她向雇主及姐妹筹借了装修费。
案情显示，丈夫最后一次有工作收入是在1995年，薪水逾1000新元；妻子则在2008年才退休，作为一名高级客服人员的她，最后一份薪水5042新元。
然而，丈夫主张自己对家庭有非财务方面的贡献，声称自己作为家庭“主夫”，为了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而牺牲了事业发展。
他还指控妻子控制欲强，曾持刀威胁他，使他被迫申请个人保护令，并搬离住所。
然而，妻子反驳丈夫的说法，指他长期不愿求职。
同时，即便丈夫当时没有工作，她也仍需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而当她向丈夫求助时，换来的却常常是不理不睬，否则便是轻蔑地叫她求神帮忙。
眼看丈夫实在无法担负家庭主夫的责任，妻子只能聘请一名女佣协助自己，但却被她抓包丈夫偷偷亲吻女佣。
丈夫则否认指控，但承认两人确实因为女佣发生过争执。
妻子还指控，丈夫把她给他用来补贴家用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她不但得帮丈夫偿还债务，还要为他的旅游买单，但丈夫却还不时偷她的钱。
妻子也说，丈夫曾把她装有办公室钥匙及通行证的包包藏起来，妨碍她工作，并到她的工作场所，在其同事面前搬弄她的是非。
戳破“软饭男”照顾家庭说法的，还有两人女儿的供词。
女儿供称，父亲在家中对家务贡献非常有限，平日只洗他自己的衣服，还营造了一种具压迫性的家庭环境，禁止孩子发出声音。
女儿也说，尽管母亲平日要工作养家，处理父亲的债务，但每晚仍得赶回家煮晚饭，并教导孩子分担家务。
女儿还称，她曾目睹父亲在一次肢体暴力中，死死捂住母亲的口鼻。
案情也显示，丈夫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住在家里。
妻子指丈夫在2002年10月离开，丈夫则说，自己在过去30年至35年都被禁止踏入家门，意即他在1990年和1995年之间就已不住在家里。
丈夫也在庭讯中指控，妻子经常刻意阻挠孩子与他建立感情，要他们与其保持距离。
他还抱怨自己不知道孩子们的住址，但法官则打脸称，这恰好削弱了他所谓“孩子出生后便积极养育他们”的说法。
妻子也反驳称，孩子与父亲疏离，完全是因为他对孩子不可理喻的行为。
丈夫被指不仅没有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也未在家里善尽家庭照护者的责任。（Pixabay示意图）
最终，法官认为妻子的说法更可信，并且得到女儿的证词支持，因此裁定将组屋90%归妻子，前夫只获得10%。
值得一提的是，法官的判词也直接点出，这桩婚姻“典型的单一收入婚姻”，因为在本案中，只有妻子一人既肩负着经济重担，又是主要的家庭工作者及照护者，因此将组屋分配向妻子倾斜并不为过。
法官也下令，妻子如要留着组屋，可以市价向前夫买下其持有的组屋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