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国内，体制内的官员到私企工作，算是“下海”，若去的不是央企或国企，要重返政界基本没有可能；然而，新加坡不同。有不少政界人士离开政界后，转往私人企业界发展；也有很多人从军界、学界、私人企业界被召参选，从政后甚至因为表现杰出，而被提拔进入内阁，成为政界要人。
如今，新加坡大选在即，武装部队首位女准将颜晓芳、樟宜机场集团副总裁傅丽珊、媒体发展局局长陈杰豪等人均以辞掉公职，若无万一，极大可能代表人民行动党参选。
本文尝试以在新加坡数年的华侨视角，看新加坡“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
新加坡政府长期奉行“精英主义”政策，面向社会各领域招贤纳士，根据个人才干与品德选拔适合的官员担当相应的职务。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有长期的政府合作和交流，并且中国曾大量引进新加坡的社会治理经验。但是，新加坡政府的选拔机制和理念也与中国有显著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体制内外的高度流通。
开放的党政体制
中国体制内工作可以简单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高校。新加坡由于是城市国家，体量小且只有一级政府，因此与之对应的政府体制内工作大体上指的是政府各部委以及下属的各个法定机构。
进入新加坡政府体制，相比于中国而言简单得多，且选拔人才的渠道和机制也更加灵活。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长期在社会各界关注人才，包括银行业专业人士和跨国企业管理人员等。这些被执政党物色的人才，会被安排在不同岗位上锻炼，以熟悉政坛的运行方式，并在较短时间内扶上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可以说，新加坡的政府和军队在招募人才方面形成了非常市场化的操作模式，并且给予私有经济领域相匹配的薪酬。
着力培养年轻干部
新加坡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普遍较为年轻化，且很多是政府从高中阶段就选拔培养的奖学金得主。
知识需要不断积累，人格的塑造更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新加坡政府在选拔年轻干部时，最注重的便是正直的品格和公共服务精神。这些在高中阶段被选拔的学生被派往世界各顶尖大学深造，归国后服务于政府部委，警察部队，以及军队等各公共部门。在培养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时刻关注这些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行为操守。可以说，新加坡对于未来官员的选拔一直秉持着全面评估和长期观察的标准。
注重军旅经历
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往往会带来“书生治国”的弊端。新加坡的国防制度学习以色列模式，提出了“全体防卫”的概念。适龄男子不仅要义务服兵役，在退伍后作为预备役人员，每年都要回兵营训练两周。军人出身的官员和国企高管在新加坡很普遍，军人所具备的纪律性和奉献精神也是公共服务领域所必须的。同时，军人的强执行力和坚毅品格也是文官制度的重要补充。
与中国体制改革的区别
新加坡的官员选拔过程可以说是融合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精英培养模式。西方教育非常注重社区服务，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的劳动教育和军事训练。习总书记在陕西调研时就对青少年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新加坡的全民义务兵制度未必需要照搬至中国，但其背后对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却是共通的。作为人民公仆的各级官员，也因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作为自身要求。操守和品格应当列入专业能力之外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标准。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秩序，也越发需要熟悉国际环境，或是在科技，金融和外交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型技术官僚。将非政治领域的经济商务类或是外交类工作对社会开放，可以为党政系统补充新鲜的血液，招揽更多有志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输送人才，是对我国目前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有益补充。正如习总书记曾提及， “国有企业是我国治国理政人才的重要来源”。开放不同渠道为党政体制聚天下之英才，可大大增强的体制内的活力和对下一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体制内外的双向流通，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相关的组织部和统战部门可以抽调一部分资源，在更广的范围内物色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作为储备。集百家之长，为我国所用。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无论是内部社会结构，还是外部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我们的国家战略，也是在21世纪我国崛起和复兴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