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追踪应用引发质疑，数字时代政府如何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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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1-03-16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与卫生部(MOH)合作推出名为TraceTogether的移动应用程序，利用在手机之间交换短距离蓝牙信号的原理，帮助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帮助阻止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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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接触追踪工作，信任至关重要。然而最近有消息传出，新加坡执法部门在进行刑事调查时能够访问接触追踪数据——要知道此前政府曾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消息在新加坡，乃至国际都引起了担忧。大众的警惕和逐渐萌芽的不信任是否会给新加坡抗击疫情增添困难？

**学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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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David De Cremer**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管理与组织系教务长讲席教授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AiTH)主任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博士

教研领域：21世纪领导力、商业资产信用、国际商业环境的行为方式、组织正义、商业伦理行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领导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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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k Nagpal**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性化管理

研究中心

博士后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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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sh Narayanan**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性化管理

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从历史角度看待接触追踪**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些担忧，这是重要的。为保障公共卫生而展开的接触追踪历史悠久，也产生了大量的道德问题。各国的弱势群体尤为怀疑。他们长期怀疑的是，接触追踪可能延续并掩盖别人对他们的歧视和剥削行为。

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流行早期，美国就开展了接触追踪工作。当时同性恋在许多州仍然是非法的，男同性恋者及其性伴侣被认为是这种传染病的源头。汇编名单让他们深感不安，倍受屈辱。

尽管政府官员认为艾滋病患者有道德义务披露性史，但人们普遍怀疑政府利用公共卫生问题掩盖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并使这种歧视正当化。

**信任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乐观主义者可能认为作为全球性社会，我们已经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现在的接触追踪工作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信任。然而，最近关于TraceTogether的讨论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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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政府似乎注意到了公众的忧虑。它发布了一份声明承认过失，并就TraceTogether的数据使用进行了一系列澄清。

不过，即使相关人员着手处理局面， TraceTogether应用获取信任的方式仍暴露出两个重要问题，政府应当重视这一点，设法挽回众多公民的信任。

根据数十年的行为研究，我们确立了一项建立信任的行为必须遵循的关键前提：“信任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看人不看技术**

这一设想认为，决定大众是否信任TraceTogether的并不是开发者或政府，决定权在用户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为止暴露出的问题：

首先，一直以来政府建立信任的方式为指出TraceTogether应用和携手防疫器(token)的某些技术特性，并声称它们值得信任。去年早些时候，专家审查了TraceTogether防疫器，证实它确实具有隐私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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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Together随身防疫器以及手机应用

而且，面对最近这份声明引发的强烈反应，政府官员坚称，用户可以轻易删除他们的TraceTogether数据。

虽然这是建立信任的一贯经验，但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它失败了。因为用户对接触跟踪技术的信任并非建立在它的隐私保护功能上。**确切地说，用户是通过评估技术创造者或政府的可信度来决定技术是否可信。**

换言之，技术本身没有目的，但创造技术的个人或政府却不一定。如果技术的创造者值得信任，大众也会信任该技术。

**言行一致的重要**

第二，信任和言行一致相辅相成。**当你做到言行一致时，就能够获得信任。**所以要将言论付诸行动——因为确保言行一致可以减少国家强制执行的需要。言行不一不仅让人们怀疑你的行为和决定，对之前建立的正直印象产生怀疑，也会令人怀疑你的能力。

例如，政府之前向公众保证TraceTogether数据仅用于接触追踪，但最近它却承认这些数据实际上也被用于部分刑事调查，无疑自相矛盾。

此外，刑事调查必须使用追踪数据的说法似乎也前后不一。因为之前的预期是TraceTogether的使用是暂时的，一旦疫情好转就没有必要了。

世界上其他地区已采用法律手段严格限定接触追踪数据的使用。例如，纽约最近签署了一项法案，保护接触追踪信息的机密性。

虽然围绕TraceTogether的讨论一开始就强调了它保护隐私的特性以及它在对抗新冠战役中的中心地位，可令人惊讶的是，类似的法律干预直到最近才开始实施。

理解了这两点，我们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首先，政府过度依赖这样一种观点：强调接触追踪应用程序的技术特性可以促使用户对它产生信任。

再加上建立用户信任时，政府忽视了一致原则，没有做到“言行一致”，使这项技术的真正意图含混不清。

最终，这些违反信任的行为妨碍了应用的有效使用，进而阻挠了接触追踪工作的进行。

不幸的是，这些短期看法的后果可能延续：用户看待今后政府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时，不免会带上怀疑的滤镜。

**修覆信任的建议**

我们对如何修覆信任的研究也许能为政府提供一些建议——如何在已经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进行补救？民众对政府在未来有何期待？

**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成功传达出自身没有任何不良意图的信息，而且确实有能力改进TraceTogether。**

因此，这事件带来的第一个教训是，任何形式的否认都无济于事。政府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众正以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它。政府应当承担责任，确保公众关切的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光靠承诺是行不通的，解决方案和详细解释缺一不可。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应用的使用情况，也有助于让公民感受到与政府的互动是安全的。最后，还要确保实施这些解决方案时做到言行一致。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政府承认了错误，开启了界定TraceTogether数据使用的法律干预。

不过，随着国会和网络继续热烈讨论这议题，更多的担忧和不信任可能会浮出水面。因此，以上述建议的方式迅速有效地解决信任问题至关重要，这样TraceTogether才能在新加坡抗击新冠的斗争中持续发挥作用。

文章英文版原载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官网BIZBEAT

原文标题为When TraceTogether became an issue of TrustTogether 

作者：David De Cremer，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管理与组织系教务长讲席教授

Mahak Nagpal，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副研究员

Devesh Narayanan，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