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码头苦力到总统府，印度裔在新加坡的200年沉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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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9-15
Source: 狮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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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1月，莱佛士和法夸尔登陆新加坡时，随行人员中有120名来自英属印度的士兵。他们承担殖民据点最早的防务工作。

几个月后，泰米尔人纳莱纳·比莱来到新加坡，先在殖民政府做文员，随后开砖厂、经营布匹，并参与修建当地第一座印度教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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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马里安曼庙

两个世纪后，印度裔经济学家尚达曼以70.41%的得票率当选新加坡总统。印度裔约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9%，一名印度裔候选人要获得七成选票，必须得到大量华裔、马来裔和其他族群选民的支持。

从120名士兵到总统府，这段历史看起来像一条持续上升的曲线。

把镜头拉近，可以看到几条同时延伸的轨道：殖民时期留下的泰米尔劳工及其后代，通过教育进入专业阶层；商人、放贷者和文职人员较早积累了资本与社会关系；1990年代以后到来的印度籍工程师、银行家和程序员，进入跨国公司的办公室；同一时期，还有大量南亚工人在建筑工地、船厂和石化园区工作。

这些人都可能被外界称为“印度人”，他们持有的护照、收入、住房条件和社会资源相差很远。

殖民地里的印度人，从一开始就分成多层 

新加坡早期的城市建设与印度劳工关系密切。1825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流放犯安置地，大批印度囚犯被送来修路、挖排水渠和建造公共建筑。

圣安德烈座堂、总统府、加文纳桥以及南桥路、北桥路，都有印度流放劳工参与施工。到19世纪60年代，新加坡印度人约有1.3万，是仅次于华人的第二大群体。

大多数泰米尔劳工在码头、铁路和种植园领取低工资。殖民政府还大量招募泰米尔人和锡克人进入警察、军队和保安系统。能读写英语的印度人，则进入学校、法院和政府机构，担任教师、律师、翻译和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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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一对印度夫妇，大约摄于1890年

另一批人掌握了钱。

来自印度南部的切蒂亚商人从1824年前后进入新加坡。他们经营汇兑、抵押和商业贷款，在现代银行尚未覆盖小商户时，为华人店主、种植园主和地产商提供资金。

市场街上的“吉当基”兼有宿舍、办公室和金库功能。切蒂亚人依靠家族信用和跨境网络，把新加坡、仰光、槟城、马德拉斯连接起来。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本地银行扩张，这套金融网络才逐渐退场。

因此，新加坡印度裔的起点很难用“底层劳工”四个字概括。码头上有苦力，殖民政府里有文员，警署里有锡克警察，市场街上还有放贷给其他商人的切蒂亚金融家。

职业差异后来转化为教育、住房和家庭财富的差异，并延续到建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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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地图显示大多数新加坡印度人（南亚裔）的祖籍来源

建国后的变化，先从语言、学校和住房开始 

1970年，印度裔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1980年降至6.3%，2000年回升至7.9%，2010年达到9.2%。2025年，这一比例为9.0%，约合38万人。这里的“居民”包括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包括大多数持工作准证的短期劳工。

人口比例不高，印度裔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却十分明确。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被写入宪法，成为四种官方语言。

英语承担政府、学校和商业中的通用语言功能，印度裔学生可以把泰米尔语作为母语课程。

这项安排带来两种影响。英语教育为少数族群提供了共同的职业入口。一个泰米尔家庭的孩子，无需先掌握华语，也能参加统一考试、进入大学和政府部门。

与此同时，泰米尔语获得学校、电视、广播和公共标识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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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标志显示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

住房政策进一步改变了日常交往。1989年，新加坡在组屋中实施种族融合政策，对每个街区和楼栋的族群比例设置上限，减少单一族群集中居住的情况。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 对印度裔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邻居、同学和社区组织长期处于多族群环境中。

房屋转售时，买家的族群需要符合配额，部分少数族群业主可能面对买家范围较窄、出售时间较长的问题。

选举制度也加入了类似设计。

1988年建立的集选区制度规定，每个参选团队至少有一名马来裔、印度裔或其他少数族群成员。2025年大选采用18个集选区和15个单选区，少数族群议员的存在由候选人组合规则提供保障。新加坡选举局

学校让孩子共同学习，组屋让家庭成为邻居，集选区让主要政党必须推出少数族群候选人。新加坡的族群融合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具体规则运转。

印度裔家庭收入较高，人均数据透露了另一面 

2020年，新加坡共有36.23万印度裔居民。其中21.69万人出生在新加坡，11.14万人出生在印度，另有一部分出生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及其他地区。

换算下来，约40%的印度裔居民出生于新加坡以外，印度出生者占印度裔居民的30.7%。

新移民比例会明显影响教育和收入数据。

许多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籍人士，本身就是跨国公司招募的工程师、金融从业者、医生和技术管理人员。他们进入统计样本时，已经完成高等教育。

2020年，25岁及以上印度裔居民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41.3%，高于新加坡居民整体的33.0%和华裔的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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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印度裔的这一比例为36.8%。十年间提高4.5个百分点。

职业结构呈现同样特点。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在18.98万名印度裔就业居民中，约3.31万人属于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4.84万人属于专业人员。两类合计约占42.9%，略高于全体就业居民的39.7%。

若把技术人员也计算在内，印度裔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岗位占比约为62.9%。

收入数字更容易制造“印度裔最富”的印象。2020年，印度裔家庭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8500新元，高于华裔家庭的7972新元和全体家庭的7744新元。

2010年，印度裔家庭的这一数字为6000新元，十年名义增幅约42%。

换成人均口径，排序发生变化。

印度裔家庭每名成员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2521新元，华裔为2603新元。印度裔家庭的总收入较高，家庭人口、双职工比例和家庭结构分摊了这项优势。

高学历群体的存在，也会遮住收入分布的下端。2020年，仍有18.3%的25岁及以上印度裔居民没有完成中学教育。

社区内部同时存在银行高管、律师、医生、小商户、清洁工和低收入家庭。

1991年成立的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长期提供补习、家庭援助、青年发展和财务支持，成立目的正是改善印度裔群体的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

泰米尔语进入国家制度，英语进入印度家庭“印度裔”在新加坡的公共表达，经常以泰米尔语言和印度教节庆为中心。

2020年，36.23万印度裔居民中，泰米尔人约19.84万，占54.8%；马拉亚利人约2.67万，印地语族群约1.86万，锡克人约1.26万，其他印度族群超过10万。

宗教组成同样多样。2020年，15岁及以上印度裔居民中，57.3%信奉印度教，23.4%信奉伊斯兰教，12.6%信奉基督教，3.9%信奉锡克教等其他宗教，2.2%没有宗教信仰。新加坡人口普查宗教数据

这意味着，一名印度裔新加坡人可能讲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旁遮普语、印地语或英语，也可能去寺庙、清真寺、教堂或锡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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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12年的新加坡中央锡克教堂

政府用“印度裔”这个统计类别安排母语教育、住房配额和政治代表，类别内部仍有大量差异。

语言变化最能反映社会融入的速度。

2010年，41.6%的印度裔居民在家中最常使用英语，2020年升至59.2%；同期，最常使用泰米尔语的比例从36.7%降至27.4%。英语帮助年轻人进入大学、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也使部分家庭的祖辈语言逐渐退出日常交流。

文化的公共能见度则持续提高。

屠妖节早在1929年就成为公共假日；小印度从牛只交易和劳工聚居区，发展为餐饮、黄金、纺织、旅游和节庆消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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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遗产中心

2015年开放的印度文化遗产中心，开始以国家博物馆体系保存南亚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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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屠妖节期间的小印度

印度文化已经走出家庭和寺庙，进入公共假期、城市景观和旅游消费。与此同时，英语家庭增加、泰米尔语使用下降，也让文化传承逐渐依赖学校、媒体和公共机构。

从拉惹勒南到尚达曼，政治地位为何高于人口占比 

印度裔参与新加坡政治的时间很早。开国领导人拉惹勒南曾任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并起草新加坡国家信约。“不分种族、言语、宗教”这句话，出自一名斯里兰卡泰米尔裔政治家的笔下。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981年，工会领袖蒂凡那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统。他曾领导全国职工总会，并推动成立职总英康保险、康福出租车合作社和职总平价超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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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新加坡总统蒂凡那

新加坡总统府 1999年至2011年，塞拉潘·纳丹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此后，尚达曼先后担任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副总理、金管局主席，2023年当选总统。

三名印度裔先后进入总统府，拉惹勒南、达纳巴兰、尚穆根等人长期担任关键部长。

这个现象与英语教育、文官选拔和人民行动党的多族群候选人安排有关。印度裔人口规模较小，受过英语教育的专业人才比例较高，法律、财政、外交和公共管理成为较常见的晋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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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统尚达曼

尚达曼的70.41%得票可以说明，印度裔身份没有构成全国性选举的固定障碍。

这个数字也无法覆盖全部生活经验。

2019年一项覆盖约2000人的种族关系调查中，67%的印度裔受访者表示曾因种族受到负面对待，62%提到肤色因素。住房租赁、求职和日常刻板印象，仍会让一部分人感到族群边界的存在。

总统选举体现全国接受度，租房和求职反映日常接触。两组材料放在一起，新加坡印度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体验才显得完整。

新移民带来了第二次重组 

1990年代以后，新加坡发展金融、软件、咨询、生物医药和区域总部经济，对英语熟练的技术人才需求增加。印度拥有规模庞大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人才供给，新加坡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移民目的地。

2005年签署的新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后来成为本地就业争论的焦点。新加坡政府多次说明，协定没有赋予印度公民自动就业资格，申请者仍需满足工作准证的工资、学历和职位要求。

政府同时承认，科技行业聚集了较多印度籍员工，部分企业存在国籍集中、本地求职者竞争压力和职场歧视问题。

城市另一端，还有来自印度及南亚其他国家的建筑、船厂和石化工人。工作准证制度允许建筑企业从印度等“非传统来源地”招聘劳工。这类准证通常由雇主申请，没有统一最低工资要求，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也不能携带家属。

截至2025年12月，新加坡共有163.57万名外籍劳动力，其中就业准证持有人20.33万，建筑、海事和流程工业的工作准证持有人48.26万。

官方公开表格没有完整列出各国人数，印度同时是高技能人才和建筑劳工的重要来源地。

于是，同一座城市里出现了两个差异明显的印度移民形象：一个在滨海湾和樟宜商业园上班，从事银行、科技和咨询；另一个住在劳工宿舍，周末前往小印度购物、汇款和见朋友。新加坡本地出生的印度裔还要面对第三种处境——他们拥有公民身份和本地成长经历，却时常被外界与刚到来的印度籍雇员混为一谈。

印度裔走到了什么位置 

从经济数字看，印度裔居民已经大量进入管理、专业和技术岗位，家庭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把数据拆到家庭成员、教育下端和不同准证群体，内部差距随即显现。

从政治位置看，印度裔进入总统府、内阁、法院和文官系统已经形成连续记录。集选区制度保证少数族群不会从议会消失，尚达曼的得票则显示，一名印度裔政治人物可以跨越族群边界获得支持。

从文化生活看，泰米尔语、屠妖节、小印度和印度文化遗产中心拥有稳定的公共空间。英语使用上升又在改变家庭语言，年轻一代与祖籍地的联系更多通过节庆、宗教、影视和旅行维持。

从社会关系看，学校、组屋和国民服役增加了不同族群的接触机会，租房、求职、肤色偏见和新移民争议仍在制造摩擦。

新加坡印度裔的发展，因而很难浓缩成“少数族群逆袭”。殖民时代的劳工、商人和文员留下不同起点，建国后的学校与住房政策扩大了流动机会，全球化又引入一批高学历移民和大量短期劳工。

总统府里的尚达曼、银行里的程序员、小印度的金店老板和宿舍里的建筑工人，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印度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