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构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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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0-12-21
Source: 狮城新闻

虽然新加坡华人在新加坡人口当中占据多数，但是当地华人也面临着其社会文化构建的困境。本次东盟快闪特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彭慧博士就本次主题展开演讲。本次讲座文字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新加坡首次去华化文化运动与新谣运动的兴起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独立开始，李光耀就放弃了原先欲作为以马来语为共同语的政策，转而恢复殖民时期英语的主流地位。人民行动党也将原来的中学改制计划付诸实施，华文教育纳入英文教育的轨制，英校统一华校。当时整个华社反应很大，1965年10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因为对这个问题不满而提出要求，希望华文重新受到官方的承认。当时李光耀就说：“你们这样说话是很不聪明的，会吓坏马来人和印度人以及新加坡的其他民族”，从此新加坡非官方的华人阶层再没有人提出华族文化占主流、公开提升华文地位的要求。所以华文就被作为非官方的语言，虽然列在四大语言之一，但是和被列为公共语言的英文相比作用越来越小。

6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快速进入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慢慢被西化，也是新加坡慢慢失去华族文化的一个时期。面对西方文化及全球化的冲击，失去民族文化之根的新加坡华族开始陷入彷徨，就在此时期，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华族青年，掀起了一股缅怀过去、反思当下的新谣运动。新谣运动是由年轻人创办的类似于校园民谣的活动，这些学生是华校生，接受过华文教育，所以当时这些年轻人面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处于弱势的形势产生焦虑而找不到认同感。南洋大学是新谣的诞生之处，南洋大学诗社发表诗乐，后来新谣运动一炮而红，这些歌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类：即对童年时代的怀念、青年的心理彷徨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90年代以后，原先的一批老华校生已进入中年，新谣也由于商业化操作而失去原本的社会关怀，巫启贤等红极一时的新谣歌手则转战其它国家地区。然而，这十年间的新谣运动却影响不衰，百胜楼因是第一场新谣新歌发表会《海蝶逐日》的举行地点而成为华族文化的圣地。

二、新加坡构建华族文化的再次尝试与七月歌台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西化严重，为了防止新加坡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面对华文的边缘化，李光耀开始重新推崇儒家思想，并自1983年开始推动“讲华语运动”。开展此运动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确立新加坡华语在新加坡的主流地位；二是对方言的收集。

方言是海外华人的文化基础，在新加坡，除了正宗华语之外，还有多种方言存在，而这些方言在新加坡被使用的比例很大。但是近年来，方言使用人数锐减，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使用方言的人数更少。面对方言逐渐衰弱的情况，新加坡政府采用各种方式来恢复日渐衰落的方言。其中，七月歌台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所谓七月歌台指的是，在新加坡每年七月份中元节那天，会有很多歌手以方言演唱进行表演。随着方言复兴运动的开展，这种方言演唱表演并不仅仅局限于七月，一年当中的其他时间也会出现。七月歌台本质是一个不同文化结合的产物，在歌台举办的时候，无论是社区还是企业，都会举行相关仪式，祭祀和表演是同时进行的。在政府的支持下，歌台成为了方言传承的媒介。90年代以后，由于歌台表演形式不受到年轻一代喜爱，新闻媒体对歌台的关注也越来越少，这种“草根文化”即将面临没落。在这一草根文化行将没落、即将成为历史记忆时，擅长讲述本地小人物故事的新加坡导演陈子谦重新捡起这一文化议题，拍摄了两部以歌台为主题的电影《881》和《12莲花》，将本地的歌台文化又重新带回华族文化的视野中。这两部电影在新加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又重新引起了年轻一代的注意。此后，作为唯一可以用方言进行的大型文化活动，歌台文化似乎又有复兴之势。

三、华文书屋的兴衰

华文书屋的兴衰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变化的一个缩影。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新加坡开始出现个别出售华文书籍的书屋或书局，此时书屋的建立并没有形成规模，仅仅是店主为了养家糊口而选择的营生。二战结束至70年代中期，华文书屋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期，并且达到鼎盛。据统计，新加坡华人书屋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共有230多家。这在海外总体华人书屋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数量算是一个比较多的地区。在新加坡，华人书屋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樟宜路、武吉知马等地区。在这20年中书屋之所以数量较多的原因是在这期间新加坡掀起了一股中华文化热。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新加坡尚未独立。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增强华人凝聚力，华人文化热涌动了起来。著名的南洋大学也在这期间创立，由此可见华人对凝聚文化的积极性。

20世纪70年代末华人文化热开始走向衰落，到了80年代，华文书屋的辉煌不再，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新世纪以来，华人书屋的发展非常困难。首先，英文学校的普及，华校的关闭，华文学习者的减少直接造成华文出版物的受众减少。其次，互联网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最后，一些大型连锁书店对华文书屋造成很大冲击。华文书店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新加坡书店的消亡，新加坡依然有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型连锁书店，譬如日本的纪伊国屋等，但书店内大部分以英文书为主，华文书较少。华文书屋仍然存在，但有华文文化底蕴的书籍越来越少。

现在华人书屋仍然有不少坚守者，大多集中在百盛楼书城，可以算作是现在华人文化的一个象征，百盛楼也因卖华文书而得名。百盛楼里的华文书屋都比较小，书籍也不多，但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能够坚守下来已经实属不易。书店里的书大多是从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进口的，也发现了暨大、厦大等同行的著作。书店人迹寥寥，生意清冷。现今经营华文书屋的业者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一辈华人，他们大多在上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涉足这一行业，并坚守书屋数十年，他们也是华文书屋由辉煌走向衰落的见证者；还有一类业者是年纪尚轻的华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子承父业，有的是新移民到新加坡创业而投身这一行业（新式书屋）。

第一类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无人不知的“草根书室”。“草根书室”的创办者是新加坡的文化界名人英培安。英培安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995年决定返回新加坡投身华文文化建设，便创办了该书室。“草根书室”和其他华文书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书店主要是售卖华文的文化类书籍。相反，百盛楼其他华文书店为了维持生存，纷纷商业化，兜售教材（华文是新加坡的必考科目之一）。

2015年上半年，“草根书室”还开设在百盛楼的对面，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店。里面除了有文化类的华文书籍，还有英培安自己的著作。2015年的下半年，“草根书室”由于高昂的租金开始搬迁，也增添了投影、咖啡等商业化内容来维持生存。

第二类业者是新移民。新移民当中有一部分便是年轻的文化界移民人士。他们为了迎合年轻人的需求，创办的多是新式书屋。但书店数量比较少，影响力也很小。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华文书屋已经非常衰败，未来能否继续坚持下去也未可知。

四、新加坡式英语的流行

新加坡人说的英语非常难听懂，这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还上升为包含着身份认同、国家建构和草根反抗元素的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新加坡在国族建构中将英语发展成为各民族之间共通的语言，很好地运用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但语言的另一大功能——文化象征却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冲击。很显然，新加坡政府建立的英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种族和他们的民族情感强行剥离了。所以新加坡式英语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新加坡式英语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开办的学校教育。现在新加坡式英语发展成为了一种混合了马来语、泰米尔语、中文等多国方言的语言。在语音、语调上，新加坡式英语h的语调是向下的，而且多会加“ah”、“lah”、“lor”、“hah”和“mah”等尾音，并且词语是一个一个的蹦出来，听起来颇似机关枪扫射；在词汇方面，新加坡式英语中的许多词汇都是借用闽南语词汇而来；在语法上， 新加坡式英语很明显带有中文语法的形式。

政府对新加坡式英语的发展基于以下两点原因持反对态度。首先是基于效率诉求——如果人们说的新式英语让别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听懂，那语言就失去其交流的最基本功能了。在2000年，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讲好英语的运动（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SGEM），提倡国民在公共场合说标准英语。其次，政府也不赞同草根民众十分重视的新加坡式英语的身份认同功能，强调维系身份认同的是各族人民的母语，母语才能为人们带来价值观念、传统文化和独有的认同感。

《海峡时报》在2016年的5月至8月发表了10篇关于新加坡式英语的评论，《联合早报》在2016年的8月至11月发表了8篇评论人士对新加坡英语的不同看法，各方报道中更不乏请来普通民众分享自己的经历以现身说法。归结起来，民众对于新加坡式英语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十分担忧新加坡式英语的发展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反而觉得应该重视新加坡式英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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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加坡政府华族文化建构的矛盾与困境

纵观这几十年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建构，其力图打造的新加坡式“华族文化”却一直难以成形，从而导致中下层普通华人在文化上无所适从。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种族和文化政策内部存在着三大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张力，使得其国族政治性认同与文化认同错位，从而造成华族文化上的困惑、挣扎与彷徨。

首先，新加坡政府对待不同族群的矛盾性政策导致华族文化易被解构和稀释。 新加坡政府对不同族群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政治竞选上的候选人族群百分比、拨款上的少数族群倾向、参政上的华人个体参与限制以及自上而下推广可以代替华语的方言。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本身存在建构性与原生性的矛盾。其实原生与建构并不矛盾，但是需要增加材料来增加政策的推广能力。但是振兴华文教育与文化存在很大的矛盾，比如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的合并，以及后来南洋大学的拆分与合并所建立起来的南洋理工大学。

最后，新加坡华族文化建构过程中有着中华源流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牵扯上政治认同后就更加复杂。例如新加坡的国庆大会，李显龙在活动上说新加坡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鲜明“南洋风格”，结果招致舆论批判和讨论。有人认为“南洋”是一种中国视角下的风格，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还有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以剥离中国文化的影响。

由于新加坡的功利性主义，导致很多矛盾将长期存在。新加坡有一种物化文化倾向存在，整个国家被形容为像一个“公司”。所以新加坡在进行政治建构的同时，其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却未能与政治建构同步。

总体看来，新加坡国族建构优先论导致了华族文化在建构时矛盾重重，政府实用、功利且多变的政策使得中下层本地华人文化上处于焦灼、彷徨的状态。这种现象一方面反向影响了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使得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认同形成滞后于其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也间接阻碍了近年来新移民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