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养老院的康复工作者玛丽(化名)一直将她照顾的住院老人视为家人。
但在去年的一次康复训练中,一名她相识多年的男性居民突然开始对她发表带有性暗示的不当言论。
起初,这位拥有八年医疗从业经验的29岁女性感到震惊,并要求对方停止。但当对方重复这些言论时,她立即终止了训练并通知了主管。
“没有任何导火索,我对他的态度一直很专业,只是在做常规练习。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她回忆道。
“我们也是人,也有感情。虽然从事医疗行业需要耐心,但我希望公众能理解,如果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也会受伤。”
新加坡卫生部(MOH)在9月份表示,公立医疗机构中针对医护人员的虐待和骚扰报告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2023年的2,200起增加到2025年的4,200起。
预防医护人员遭受虐待与骚扰的三方工作组表示,这一增长与人们对“不可接受行为”的认知提高,以及医护人员敢于发声的信心增强相一致。
然而,尽管实施了“零容忍”政策和保护措施,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在接受CNA采访时表示,当施暴者是依然依赖他们照顾的弱势患者时,解决虐待问题绝非易事。

为什么虐待行为被掩盖?
在2023年三方工作组的一项调查中,约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曾目睹或经历过虐待或骚扰。
然而,许多事件并未上报。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包括:担心遭到报复、不确定举报渠道,或者认为这种待遇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一些人来说,不愿发声还源于一种理解——患者及其家属可能正处于人生中最压力巨大的时刻。
“很多人进入医疗行业是因为热爱,”心理卫生学院(IMH)中北区首席高级顾问林吉莉安(Gillian Lim)医生说。
“在人们病得最重的时候,人们渴望服务和照顾他们。所以有时我们会原谅某些行为,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是疾病导致他们感到如此不适。”
林医生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言语、肢体和性骚扰。她说,与过去人们倾向于保持沉默不同,现在的医护人员越来越愿意报告此类事件。

但虐待带来的情感冲击在事件结束后仍会长期存在。
她回忆起一名对治疗不满的患者,对方向她吐口水,向她踢腿,并发表性不当言论。
“我当时只是想:‘赶紧把这次复诊结束吧。’但当我写完记录的那一刻,我记得我哭了,”她说。
林医生表示,在她的医疗生涯中,她曾就骚扰事件向警方报案两次,其中一次就涉及该患者。
根据《医疗行业预防虐待与骚扰三方框架》,医护人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报案,尤其在遭受肢体伤害或受到伤害威胁时,被强烈鼓励报案。
公立医疗机构也被要求在必要时协助工作人员报案。
该框架还规定,医疗机构应考虑提供事后支持,例如给予假期以便准备和参加警方询问。
根据卫生部9月公布的数据,向警方报告的涉及公立医护人员的虐待和骚扰案件数量从2023年的约350起增加到2025年的550起。
IMH护理助理主任卡莱瓦南(Kalaivanan Dakshnamoorthy)表示,此类遭遇的影响远超事件本身。
“许多医护人员在经历此类事件后,必须立即继续照顾其他患者,即使他们还在消化刚才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他说。
“反复接触攻击性行为还会导致压力过大和职业倦怠。”
当施暴者同时也是患者
当虐待行为可能与患者的医疗状况相关,或者施暴者依然依赖护理时,保护医护人员变得更加复杂。
尤诺斯(Eunos)MWS养老院的护理主管罗尼·波(Ronnie Poh)表示,焦虑家属的叫喊和贬低性言论会让员工感到“深受打击”,而患有认知障碍(失智症)的居民则会带来肢体攻击。
在一次事件中,一名居民对着护理团队成员大喊大叫、吐口水并殴打他们。
“这些情况需要基于临床认知且富有同情心的应对,”波先生说。
“认知障碍相关的行为可能反映的是恐惧、困惑、不适或沟通困难,而非蓄意伤害。”
这种情况使得医疗机构难以像其他职场那样应对虐待行为。
养老院运营商Vanguard Healthcare的人力资源主管兼员工保护官杰森·赖(Jason Lai)表示,三方工作组的讨论凸显了养老院面临的特殊困难。

在急性护理环境中,医疗机构可以限制虐待患者或访客的进入,但在长期护理设施中,这种措施并不总是可行。
反复表现出虐待行为的居民不能轻易被出院或转院,这使得机构必须在继续满足护理需求的同时,寻找保护员工的方法。
在IMH,工作人员还必须考虑精神疾病如何影响患者的行为。
一些患者可能处于极度痛苦中,出现精神病症状、焦虑或情绪调节困难,这会影响他们与医护人员的互动方式。
林医生说,考虑到患者的疾病和脆弱性,很难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虐待行为负责。
她还讲述了因攻击性患者或家属而感到安全受威胁的经历。
“有些时候我觉得很不安全,因为患者或家属情绪失控,试图举起椅子扔过来,推倒电脑,猛摔门,或者口头威胁要伤害我和周围的员工,”她说。
即使报案也不一定能结束骚扰。
林医生举例说,有些患者在得知被报案后,反而继续针对或骚扰医护人员。
这使得员工在报案时犹豫不决,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之后还得照顾同一个患者时。
困难不仅来自患者本身。
Vanguard Healthcare的赖先生提到一个案例:一名养老院居民唯一的法定近亲住在海外,多次在电话中对员工进行口头威胁和辱骂。
该案例随后被上报给高级护理人员接管电话,而受影响的员工则获得了心理咨询。
在尤诺斯的MWS养老院,高级护理师多娜·里图马尔塔(Donna Ritumalta)回忆起在一次关于探视要求和安全协议的冲突中,家属激进地提高嗓门,让她感到非常沮丧。
管理层最终介入与家属沟通,而护理领导则为她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咨询。
“专业并不意味着容忍虐待,”里图马尔塔女士说。
“我们应该继续以尊重和同情的方式沟通,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维护自身安全、尊严和福祉的重要性。”
超越“零容忍”
鉴于不同护理环境的复杂性,医疗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员工,从识别攻击行为的诱因到培训员工应对潜在的波动情况。
预防医护人员遭受虐待与骚扰的三方工作组于2022年成立,旨在应对人们对医护人员安全和福祉日益增长的担忧。
四年间,该工作组建立了一个全行业范围的零容忍框架,加强了对受影响医护人员的报告机制和支持,并提升了培训和公众教育力度。
医疗机构内还张贴了海报,提醒患者和访客:虐待和骚扰医护人员是不可接受的。

在Vanguard Healthcare,员工接受培训以记录虐待事件的细节,包括居民行为升级的时间点。
赖先生说,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员工识别模式,例如某些躁动行为发生在一天之中的较晚时间,这可能与认知障碍患者的“日落综合征”有关。
了解这些模式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规划护理并管理潜在的困难局面。
Vanguard Healthcare还建立了报告程序和护理恢复计划,主管人员接受培训,以便在虐待事件发生后及时提供同伴咨询。
在玛丽的案例中,在她向主管报告性骚扰事件后,此事被上报给护理总监,总监随后五次询问她的情况,以确保她获得持续支持。
自事件发生后,她不再需要与那名男性居民接触,该居民现在仅由男性员工照顾。
在与同一楼层的其他居民工作时,她也可以由一名同事陪同。
在尤诺斯的MWS养老院,培训还考虑到了医护团队多元的文化和语言背景。
波先生说,沟通风格的差异有时会导致误解。
作为MWS内部护理入职培训的一部分,新员工将学习当地的沟通习惯和预期,并获得练习应对挑战性情况的机会。
在IMH,一线员工必须接受危机应对培训,通过真实的模拟场景帮助他们识别攻击、暴力和行为紊乱的早期迹象。
部分护士接受高级的“灰色代码(Code Grey)”团队培训,涵盖风险评估、情境意识、谈判、协调团队响应和安全的肢体干预。
“重点始终是在最大限度减少痛苦并维护所有相关人员尊严的同时,保护患者、访客和员工,”卡莱瓦南说。
林医生表示,IMH还采取了升级措施来处理重复的虐待行为。这些措施包括口头警告,如果行为持续则发出书面警告,甚至可能限制进入病房或探视。
还需要做些什么?
尽管报告程序、培训和事后支持有所改善,但医护人员表示,在预防重复虐待和帮助员工处理情感后果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一些人呼吁开展更多基于实际场景的培训,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打击重复骚扰,并提供更多专业的心理支持。
MWS养老院的里图马尔塔女士表示,虽然她接受了基础的礼仪培训和治疗性沟通技巧(特别是针对认知障碍居民),但更多练习管理困难局面的机会将有助于增强她的信心。
与此同时,玛丽认为,专业的心理支持将帮助受虐员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护理。对她而言,同事和主管的支持是她走出阴霾的关键。
发声也让她的同事们意识到报告不当行为的必要性。
“当我与整个团队(包括其他女性员工)分享这件事时,她们明白了如果下次发生类似情况,我们必须勇敢发声,”她说。

IMH的林医生表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医护人员,特别是当他们必须继续照顾曾经骚扰或虐待过他们的患者时。
她还强调,虐待的影响不仅限于一线医护人员,负责记录事件和跟进报告的行政和运营人员也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
三方工作组承认,需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患者、护理人员以及更广泛的社区共同努力,才能构建一个没有虐待和骚扰的医疗体系。
一个由雇主主导的“实践社区”将接棒工作组的努力,为医疗雇主提供分享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的平台。
虽然林医生承认医疗机构近年来已将解决职场虐待和骚扰列为优先事项,但她强调,这种待遇绝不应被视为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通过培训让人们在心理上‘准备好’被虐待和骚扰,”她说。
“我们不应该掩盖问题,或者说‘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场景,它会被完全不同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