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新加坡，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因为它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三四十年里，新加坡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对个人资产的安全保障、先进的双语教育、完善的法制等掀起了中国大陆移民、留学的热潮。
但近几年来，新加坡跨越发展的瓶颈逐渐显现，2020年更是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大幅度的衰退，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崛起，移民新加坡的优势似乎不再明显，选择新加坡作为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大陆人数明显减少，甚至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群中还出现了“回国潮”。
中国人的狮城（新加坡别称）情怀是否已经落潮？黯别“黄金时代”的新加坡未来又将如何“转航”？
新加坡鱼尾狮公园 （图片来源：网络）
01
在新加坡中国人群出现“回国潮”
2020年12月，《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公布了2015年、2019年中国大陆移民输出的人数对比数据，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减少了15%。
同样在2020年年底出炉的，由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世界人才排行榜”中，在“吸引与留住人才”的指标中，新加坡的排名从第19位下滑到第22位。
新加坡对中国人“磁力”的减弱还体现在海外置业方面。Julia是上海某知名海外置业机构的高级顾问，因新加坡业务遇冷而转做了英国业务，她告诉《法人》记者，“过去几十年，去新加坡置业是中国大陆高净值人群的热门选择，但从四五年前开始，去新加坡置业的中国大陆人数明显减少，不足之前的2/3。”
2019年12月，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还有什么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东西吗》的文章，引起了舆论关注。文中提到：在以往，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及公共行政相关课程是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如今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表示，他们注意到了近年来学生人数“总体下降”，从2012年最多的80人，减少到近几年的55人左右。
不仅对外的吸引力不再强劲，已经在新加坡留学和工作的中国人群中也出现了“回国潮”。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已在新加坡工作了七八年的中国朋友，他们均在几年前被新加坡芯片设计公司挖去，但他们均表示，在新加坡并没感觉到芯片是个朝阳产业，这两年回中国的同事特别多，毕竟在国内跳槽机会多，薪酬也高，离家又近，何乐而不为？
新加坡航空的一位中国籍空姐林小姐向记者提供了相似信息，“最近四五年，有很多在新加坡大学毕业或工作了两三年的朋友都被中国国内的猎头挖了回去”，谈到回去的原因，林小姐说，“中国机会更多，而且薪资诱人”，她也正在犹豫要不要回国，“现在的新加坡好像没什么优势了”。
02
黄金年代：多次、多量引进高素质中国移民
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965年8月被马来西亚联邦驱赶，被迫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的时间。
李光耀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和第一代领导人。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高速发展，金融、港口吞吐及石油化工均世界前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78年，邓小平从新加坡访问回国后，号召各地方政府向“狮城”学习。此后，新加坡成为北京最大的海外培训基地。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新加坡充当了某种程度的“窗口”和老师的角色。1994年，中新两国还在江苏苏州合作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区，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曾经火爆新加坡的“中国市长班” （图片来源：世界新闻报）
“中国市长班”更是将中新两国心理距离拉近。2001年和2019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别开设了专为中国政府部门打造的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课程，被亲切地称为“中国市长班”。当时，全国各省市赴新加坡的考察团不计其数。新加坡外交部在2019年表示，90年代中期以来，有5万多名中国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及培训。
新加坡牛水车唐人街（图片来源：网络）
10年前的2011年，中国大陆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庄国土在“第二届中国侨务论坛”中发言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2011年），新加坡政府为了弥补因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数量不足，平衡种族结构和发展高新产业，采取了大规模引进高素质移民的国策，成功招徕以华人为主的大批净移民，总数可达164万，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华人移民来源地之一。他指出：中国新移民是在1990年中新建交以后大规模流入新加坡，且增速较快，总量可能在50万~60万之间，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10%~12%；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国新移民数超过23万；在2001-2009年新加坡接受的华人移民中，来自中国的移民至少30万以上，其数量可能居新加坡移民之首。
根据一份联合国的移民报告，2019年新加坡外来人口中，44%来自马来西亚，18%来自中国大陆地区，3.3%来自中国港澳地区。
03
狮城之困：资源匮乏，移民政策收紧
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国民价值不容全世界小觑，但由于地域有限，缺乏天然资源以做出口或工业之用，新加坡也没法发展农业和工业，基本生活保障都依赖进口，包括饮用水、粮食、用电等。
过度依赖进口使新加坡人需要付出巨大的生活成本，因此，新加坡曾连续五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评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正在新加坡读书的Molly提到了看病贵的问题，她说：“很多新加坡人的医疗保险远远不够看病的费用，一个晚上的住院费几乎相当于中国国内一个月的薪水，看个门诊几百块人民币就没了。”而初来乍到新加坡的人在商场购物、用餐甚至在机场排队等候计程车时，都会发现很多为他们服务的都是年过花甲、满头银丝甚至步履蹒跚的老人。这些老人中，有一部分是年轻时因为自雇没有上缴公积金，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公积金的存额未能赶上现实生活的较高需求。
新加坡街头开出租的老年人（图片来源：网络）
之前，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使新加坡居住人口在短时期内增长过快，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没有随之跟上。从2005年就在新加坡工作、2009年拿到PR（永久居民）身份的江苏人徐力（化名）表示：“10年前出行坐地铁，就算是高峰时段也时常有空座，这几年地铁排队上车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说，“各种原因导致本地人‘排外情绪’有所增加。”根据“狮城新闻”的报道，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移民政策开始收紧，2011年大选时政策进一步收紧，2011年的PR身份申请批准人数只有15777人，这可以说是低谷中的低谷。2015年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刘超在当年拿到了新加坡公司的offer，在当地做了两年半导体工程师后回国。他说：“那些本科或研究生在新加坡上学的比较容易拿到PR身份，剩下的人就很难了。有同事工作10年了都没拿到PR身份，还有的朋友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后毕业3年了也没有身份。”徐力则将移民人口数量和房价联系了起来，“人口流入减少就很难推高房价，新加坡的房价2013年就到顶了。”
04
高新产业后劲不足，薪酬职位不具竞争力
新加坡政府对产业集群的规划聚焦在一些高精尖技术密集、但不需要太大规模的产业上。其制造业四大主体的产业集群，分别是电子、海事海洋、生物医药和化学（包括石油化工）。
为支撑整个电子业发展，新加坡政府甚至建立了以电子工程为主体的南洋理工大学。徐力笑言，“2005年刚来新加坡时，饭店里吃饭经常碰到很多电子工程系的。中国的博士们一来就是三百多个。”这样的规模，可见政府支撑产业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当时的新加坡集成电路产业非常强，有两个大厂抢走了中国很多高精尖人才。但这两家企业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基本都没存在多久。”
对比较为强烈的是，这几年芯片产业在中国处于最强风口，而芯片设计作为该链条上的高端环节更是备受重视。但反观新加坡的芯片设计师，不论是职位还是薪酬，都与中国国内相差较远。
“我来这边7年多，同样是芯片设计师，之前的国内同事薪水涨了两倍多，而我这边哪里有？”2014年来到新加坡工作的江苏苏州人Justin说，“中国国内这个专业，博士的起薪已经比新加坡高了，至少年薪35万元起。我认识的一位博士毕业后去了华为，年薪70万元。而新加坡该专业的博士月薪折合人民币24000元左右。现在新加坡这边招中国国内的工程师都几乎招不到了，就连最著名的两个大学都很少有集成电路设计的老师和学生了。”
纵观行业，新加坡似乎也缺乏华为这样的领头羊带动市场，而新加坡政府A*STAR研究院（类似于中国中科院）一直没有作出成绩，很多老牌厂商已经风光不再。“业内有名的乐鑫科技的创始人张瑞安是新加坡人，据传当年他创业时找新加坡EDB（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支持，却无功而返，所以就只能把公司注册在上海。”Justin表示，新加坡政府其实对高科技产业扶持很多，但都是扶持后期，早期的很难获得资助，因为投资回报低，风险高，他们看不上。“新加坡这边的半导体初创公司，比国内还难找钱，我目前真的不知道哪里能获得这样的投资。”
“如今新加坡的80后、70后读大学很少选择电子工程类专业。”徐力对此很不解，“我很多芯片行业的同事到目前还是这个观点，即使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再大红大紫，薪水再高，他们仍然还是特别羡慕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而就算从电子工程专业毕业了，也只有1/3的人从事本专业工作，剩下的人还是选择金融。”
在新加坡，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作用很大，“基本上政府说要发展什么就会有资金去投，例如20世纪90年代着力发展半导体，2000年后着力发展生物科技。”徐力拿滴滴、快滴举了个例子，“这两家企业在中国相互掐架了好几年，但是在新加坡不到两年就被政府管住了。互联网行业也没有大幅补贴。虽然现在直播很火，但在新加坡市场很小。”他总结，一般电商、直播这类产业，布局虽在新加坡，但着眼还是印度尼西亚。
对于各国热捧的新能源车，新加坡也并未持欢迎态度。受限于极其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民众很难申请下来机动车的相关行驶许可，因此在新加坡，车是个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辆中型汽车的价格在这里通常是美国同类汽车的4倍，韩国车至少要40万人民币起，日本车至少要45万元人民币起。对登上火星“相当有信心”的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新加坡屡屡受阻，2018年多次在社交媒体上隔空喊话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不支持电动汽车普及发展，或者说新加坡不支持特斯拉在新加坡市场的发展。”
05
中国崛起，新加坡优势不再
由于时代的变迁，新加坡政府的施政越来越受到新生代的挑战。到21世纪初第三任总理李显龙接任时，新加坡面临如何面对其他经济体崛起的新难题。
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开放、国力的崛起、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加坡的桥梁和窗口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时常出现在新加坡的新闻头条，可以说新加坡人对中国越来越了解。2019年，出生在中国、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孙希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鉴于中新两国过去10年的快速发展，新加坡已经“意识到向中国学习的紧迫性”，特别是在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等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
在新加坡，很多餐厅服务员都是花甲老人（图片来源：网络）
在2013年去新加坡全球五百强科技互联网公司工作之前，Lydia是天津广播电台的记者。8年前她攥著自己攒的几万元人民币来到新加坡，周围有新加坡朋友在某次聊天中询问她穿多大衣服，多大码的鞋。她开始觉得很诧异，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朋友是想把二手衣和二手鞋送给她，因为当时在新加坡人的固有印象中，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几年过去了，如今情况截然不同，Lydia每次回中国，都有很多新加坡朋友让她帮忙代购小米、华为等最新科技品牌产品，因为“新加坡买不到”。而她偶尔在英文社交媒体里发的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刷脸识别的视频，就会引起新加坡朋友的一片惊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