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小红点” 到全球枢纽，副总理王瑞杰谈六大治国经验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v/mMGZZ Published: 2025-04-30 Source: 狮城新闻 2025年4月15日，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行政服务常年晚宴发表演讲表示，政治领袖和公务员需深化合作，以制定更优质的政策，携手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从 “小红点” 到全球枢纽，副总理王瑞杰谈六大治国经验](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63/17630048.avif?0) **以下内容为新加坡眼根据英文翻译整理：** 尊敬的公共服务事务主管部长陈振声先生， 公务员首长叶成昌先生及各常任秘书， 各位同僚、朋友们： 晚上好！首先祝贺新晋的13位行政官员，以及60位获得晋升的行政事务官。 值此SG60（新加坡独立60周年）之际，我们向五位荣休的、任职超过38年的常任秘书致敬：陈英杰先生（Mr Chan Yeng Kit）、吴凤萍女士（Mrs Ow Foong Pheng）、曾庆怡女士（Mrs Tan Ching Yee）。我在行政部门的时候，我们是常任秘书同事。他们都在不同的部委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教育部和财政部与我合作最紧密的庆怡女士是我的支柱。两位较年轻的常务秘书，林瑞生先生（*Gabriel Lim*Meng Liang，任职26年）、萧振祥先生（Jeffrey Siow，任职24年），他们即将离开，去迎接新的挑战。我代表我的内阁同事，感谢你们5位，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SG60 今年，新加坡迎来了建国60周年。 在这60年里，世界和新加坡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令人焦虑的时刻—战争、金融和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大流行。 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引发了一场新的贸易和技术战争，我们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为新加坡找到立足点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世界秩序，正在被武断的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历史不仅没有结束，反而翻开了危险的新篇章。这将对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是无情的压力。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红点，一直并将永远受到亚洲和世界发展的冲击。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的进步将创造新的产业，颠覆和重塑现有产业，改变就业和技能格局。 在我所描述的一切中，既有挑战，也有新的机遇，这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措施。 尽管在过去的 60 年中经历了曲折，但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的经济不断增长，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名列前茅，我们的外部和内部安全稳固，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强大。我们的住房、公园和绿化以及职场的质量都很高。 新加坡的成功为新加坡人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负担得起的世界级教育和医疗保健、不同教育和职业发展途径的丰富机会，以及世界上最高的住房拥有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自然之城。我们战胜了重重困难，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 将近二十年前，我去奥马哈会见沃伦-巴菲特先生和查理-芒格先生，说服他们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巴菲特先生眼神闪烁，问他能否投资于直接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为基础的资产。巴菲特先生对新加坡赞不绝口，信心十足。我对此表示赞赏，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 “小红点”，一个小国的生存和成功是危险的。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创始一代在新加坡独立时就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继续努力。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因此，请允许我借 SG60 年行政服务晚宴之机，与大家分享我在建国历程中总结出的六条经验，每十年一条。 启示一：政策执行始于前线，基层智慧决定成败 我刚到新加坡警察部队工作时，第一项任务是驾驶警车在街上巡逻，接听 “999 ”报警电话。那天傍晚，一个繁忙路口的交通灯发生故障。我们赶到时，现场一片混乱。我的队友负责一段街道，我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指挥交通。很快，由于我看不清交通情况，车流越来越多。我的工作做得很糟糕，一边的车辆开始驶向我，另一边的车辆紧随其后！现场一片混乱。我的队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员，他接手后，交通立即变得井然有序，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停止了！ 彼时，我是新加坡警察部队的一名学员，助理警司级别，刚从大学毕业，能够撰写关于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论文，但在指挥交通方面却完全无能为力。事实上，我甚至没有驾驶执照，也没有通过《公路法》考试！我的队友是一名警员，比我低很多级，他对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很好的反应。他很有道路意识。 这是一次狼狈的经历。但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政策设计者必须理解执行链。基层官员是我们的政策和计划及其对公民的影响之间的接触点和接口。无论我们有什么宏伟计划，执行工作都是在基层进行的。 作为行政干事，你们从事政策设计工作。你们进行复杂的建模和分析。但是，如果要将政策意图转化为预期成果，你们就必须了解政策的传播链条—公民如何看待政策，政策如何传播，以及政策如何改变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而基层官员，即政策意图与结果之间的衔接点，是橡胶落地的地方，也是执行的地方。执行就是政策。 因此，要尽最大努力，尊重和发展一线人员，并在一线工作一段时间。或许，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可以制定一项新标准，规定任何行政官员要想晋升，必须通过交通指挥能力测试！（笑） 启示二：领导者需有破局勇气 领导者最关键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战略方向，并在世界发生变化和形势需要时勇于改变方向。 我认为我在警界任职时的两位专员非常杰出，他们是吴永鸿先生（Goh Yong Hong）和郑大峇先生（Tee Tua Ba）。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们都在打击秘密组织和有组织犯罪。 吴永鸿先生担任警署署长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秘密组织更多是由无精打采的年轻人组成的街头帮派，而不是过去那种组织严密的黑社会。他决定在乌节路中段举办摇滚音乐会，让年轻人尽情欢乐，并让他们参与其中。他还创办了警察男孩俱乐部，尝试为他们的青春活力提供健康的出口。 彼时，当吴署长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与会的高级警官们，包括我在内，都对潜在的暴乱表示担忧。吴先生责备我们说：如果你们连青少年的扰乱治安行为都处理不了，又怎么能处理严重的骚乱？你们的胆量到哪里去了！当时，摇滚音乐会进展顺利，我们也与年轻人建立了新的关系。 我手下另一位有胆识的警务处长是郑大峇先生。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打击过顽固的犯罪分子，他对前线人员不敢做决定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只是遵循所谓的《警察通例》（PGO），其中规定了在各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行动。更糟的是，他们还经常向行动室警长请示。 郑大峇先生发起了一场赋权运动，让前线的官员行使酌处权并做出决定。他承诺，只要你不违法，你所犯的任何错误都不会对你产生不利影响。诚实地犯错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在此基础上，我们后来转而采用解决问题的警务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今，我的故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我很高兴我和公务员首长叶成昌（HCS Leo Yip）都曾在新加坡警察部队共事多年，而新加坡警察部队也在不断做出改变。但这一切都始于这两位勇敢的领导者，他们改变了方向，从打击秘密组织和黑社会，到与街头帮派打交道，使他们改邪归正，再到与公民建立友好关系，争取他们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伙伴。这是多么大的范式转变！ 我们不应成为过去的奴隶。利用过去的经验。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要准备好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并做出范式转变。并准备好增强前线人员的能力。如果他们犯了诚实的错误，鼓励他们再试一次。这样，官员们就能学到东西。 启示三：化短板为机遇，化小为美 新加坡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限制—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国内市场狭小，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我们甚至不得不进口水。但是，新加坡的故事是一个化短板为机遇、化小为美的故事。 开国总理李光耀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缺地少水和缺乏腹地的问题。如今，我们的供水有4个渠道——海水淡化、新生水、通过17 个水库蓄水和进口水。现在，这些技术催生了膜技术和水净化方面的新产业。同样，新加坡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绿化把这个小岛变成了 “自然之城”，并培养了我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规划和建设综合城镇的技能。 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我们不得不一直向外看。通过迎接来自第一世界的优秀跨国企业，新加坡实现了区域跨越，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当亚洲地区强劲增长时，我们开始了区域化进程，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公司将新加坡作为在本地区投资的基地。 通过不采取保护本地公司的狭隘方法，迫使我们的公司参与竞争，不断升级。杨荣文部长发起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今，我们已签署了 27 项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和欧盟，以及与太平洋联盟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Mercusor）签订的新协定。 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幸免于美国的关税措施，但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未来几年，我相信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技术链将发生重大重组。这场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世界各地的公司不仅要考虑效率，还要考虑应变能力和可靠性。新加坡作为主要的贸易枢纽和物流中心，可以充分利用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在这种新格局中重新定位。我们必须深化和拓宽与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力求在这场动荡中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个贸易和科技战争的时代，我们把新加坡定位为全球—亚洲科技、创新和企业的节点，成为值得信赖、对世界有用的国家。 启示四：从长计议，拥抱矛盾 我们采取了长期的执政方式，充当我们未来的管理者，并接受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目标。 2020 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作为财政部长，我不得不五次去见我们的民选总统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acob），向她介绍五份预算案中的每一份，并征得她的同意，动用过去的储备金来支持我们的工人和企业。我们总共动用了约 400 亿新元的储备金。 虽然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都在大流行病期间支持本国经济和人民，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借一分钱就拨出这么大一笔款项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无需偿还任何一分钱的债务。我们受益于我们的创始领导人长期管理的遗产。展望未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新加坡人以及我们的领导人必须珍惜和维护这份遗产。 在制定政策时，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表面上的矛盾。 在发生危机（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我们迅速做出反应。而在顺境中，我们则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杨荣文先生提倡设立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奖学金，以培养新加坡的核心科学人才，并请来诺贝尔奖得主悉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等顶尖人物来培养他们。他称之为亲本地、亲外国战略。 当我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工作时，我发现我们肩负着双重使命--发展我们的金融部门，以及监督我们的金融部门以确保其安全和稳定。这看似矛盾，但却迫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做工作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金融中心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这种非常谨慎的平衡。 新加坡必须创造我们独特的竞争优势，而我们监管机构的这种灵活性可以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特别是在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的行业，如医疗保健、食品药品和金融业。正如 F. Scott Fitzgerald 曾说过的那样，检验一流智慧的标准，是能否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并且仍能保持正常工作的能力。 启示五：倡导积极的公民意识 自从我从政以来，我看到了公民的教育程度如何提高，信息如何更灵通，他们如何希望参与决策，使事情发生。虽然也有少数人抱着狭隘或自私的目的，但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社会福利、商业和艺术等不同领域为建设一个更有活力、更有爱心的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新加坡的优势。我们必须激发公民的创造力和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决策和国家建设。否则，我们将面临社会分裂或冷漠的风险。为了维持良好的政治，我们必须扩大信任和参与的基础，让全社会都参与进来，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发挥作用，让我们的成功与他们息息相关。 我在发起 “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群策群力，共创未来（*Singapore Together*）运动”、“未来经济*咨询委员会（Future Economy Advisory Panel*)以及在COVID期间成立的 “越战越勇工作小组(Emerging Stronger Taskforce) ”的过程中，都收获颇丰。我们了解到许多新加坡人关心的问题和愿望，收到了许多好的想法和反馈，我们共同发起了许多有用的倡议。参与者告诉我，他们觉得这非常有价值，可以学习我们如何共同创造解决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信任和理解。 最近，黄循财总理发起了 “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运动，让新加坡人直接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与公民、企业和社区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加强我们的社会契约。 作为政务服务官员，你们在与公民接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以个人或组织的身份，还是在领导与你们共事的基层公务员与公民互动方面。 我鼓励你们扩大参与范围，不仅仅是在你们的部委内部，甚至不仅仅是整个政府，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如果你们将其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深化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国家的伙伴关系。 启示六：加深公共服务部门与政治领导层之间的信任 在我看来，这是 6 条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 我们的行政部门，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部门和公共服务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互补作用，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层合作，共同治理新加坡，推动新加坡向前发展。 虽然政治官员与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展，但有一个关键品质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之间的高度信任和信心，以及我们为新加坡人民确保新加坡更美好未来的共同目标感。 作为一名行政事务官员，我曾直接在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手下工作，后来又与杨荣文一起在贸工部（MTI）工作，并与国务资政吴作栋一起在新加坡金管局（MAS）工作。我对他们深怀敬意，因为他们不追求狭隘的个人或政治利益，而是以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福祉为重。他们都富有远见和创造力。我之所以留在公共服务部门，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在与我可以仰望的领导人共事，他们对新加坡人民福祉的承诺激励着我。 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我与你们中的许多人密切合作。我们在COPS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讨论如何培养年轻的官员。我们都致力于确保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长远利益，培养我们的接班人。 政治领导层和公共服务部门各司其职，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了45年--前15年在新加坡警察部队，后15年在行政服务部门，迄今为止，过去的15年在政治领导层。因此，我亲身经历了从行政部门到成为内阁部长的转变。 在我担任贸工部常任秘书长期间，我辅佐杨荣文部长，是杨荣文确定了推行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方向，并与伙伴国的部长们建立关系，说服他们认识到自由贸易协定对彼此的价值。我负责监督每次谈判的细节。 后来，当我成为教育部长时，先是庆怡（CHing Yee），后来是丽芬（Lai Fung），她们都是我的常任秘书长，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他们与总部和学校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团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公开而严谨的政策辩论。时至今日，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如果我的想法有缺陷，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行政服务人员会坦诚地告诉我。他们敢于对权力说真话。我还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我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走访我们的学校和教师，获得了第一手的反馈信息。他们也敢于告诉我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对我在教育部制定政策非常有价值。 同样，在国立研究基金会（NRF），先是丽芬（Lai Fung），现在是祝全（Chorh chuan），他们都会与我就如何通过研发投资实现影响力展开激烈辩论。 未来几年，新加坡的政治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听到一些政党声称，拥有一流的公共服务，公众不必担心政府更迭，这让我感到震惊。 我深信，没有一位部长能够为了新加坡的长远利益而制定有效的政策，只专注于政治参与或政治活动，而让公共服务部门来设计和实施政策。如果我在行政服务时期服务的政治领导人都是这样做的，对新加坡的发展没有政策直觉，我早就离开公共服务部门了。我的许多常任秘书同事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留任，是因为与我们共事的政治领导人有着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为新加坡、为新加坡人、以清晰的战略思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结束语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在我们庆祝新加坡政府60周年之际，让我们继续反思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所学到的原则，继续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未来将是动荡的，但如果我们能吸取教训，就能继续取得成功。 我提到了 6 条经验教训，我们独立后的每个十年都有一条。 启示一：政策执行始于前线，基层智慧决定成败 启示二：领导者需有破局勇气 启示三：化短板为机遇，化小为美 启示四：从长计议，拥抱矛盾 启示五：倡导积极的公民意识 启示六：加深公共服务部门与政治领导层之间的信任 行政部门必须成为这份遗产的管理—新加坡未来的捍卫者。因此，领导要正直，服务要用心，思考要大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为中心。 谢谢大家！ CF丨编辑 HQ丨编审 新加坡国会丨来源 新加坡国会丨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