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求端看，我国与新加坡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起点不同。装配式建筑最初在新加坡发展时，入住组屋的人口仅占50%左右，有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我国城市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已有大量存量住宅，最初利好新加坡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因素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从供给端看，我国建筑工人总数依然庞大，出于保障农民工就业的需要，装配式也难以一蹴而就；且工人收入距新加坡尚有较大差距，装配式节省的用工成本不够显著。减少对外籍劳工的依赖是新加坡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的重心。外籍劳工成本高且难以管理（此次新加坡新冠疫情便是在外籍劳工宿舍区集中爆发），因此发展装配式建筑在新加坡有节约成本和提高社会稳定性的一举两得之效。
反之，在中国，现存农民工数量仍然庞大。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数量长期看虽呈下降趋势，但在2019年仍有5437万人，比上年还提高1.4%。普及装配式住宅、大量减少建筑业用工需求与保障农民工就业的目标相冲突，自然无法迅速落地。
而由新加坡的多年实践和我国的试点工程可知，普通的PC结构建筑在缩短工期、节约材料上的效果有限，最大的优势便是提高工效，减少人工成本。新加坡人工成本一向高昂，而我国建筑业农民工收入虽逐年上升，于2019年达4567元/月，但相比新加坡建筑工人1570新币（约合人民币7850元）的月均收入仍有较大差距。但随着用工成本提高以及构件的技术水平和标准化率提高，在以2倍系数和0.75倍分别乘以人工与材料费后，装配化率的提升将不致引起成本的显著增加。
由上可知，我国目前对装配式建筑的需求不如新加坡当年强烈，供给侧装配式建筑的成本优势尚不显著，装配式建筑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较高的普及率将是一个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进行的长期过程。
02、顶层设计与因城施策并重
新加坡全国面积仅与北京五环内相当，人口仅500万左右，市场规模有限，方便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和具体详细的技术规范。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质条件、经济水平差异较大，预制构件又有运输半径限制，因此采用了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各省市参考国外的发展经验因城施策的推广方针。
中央政府自2016年起开始正式由上而下推进装配式建筑。国务院、住建部陆续出台《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明确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需达到15%的同时，对“重点推进、积极推进、鼓励推进”三类地区分别设定了20%、15%、10%的目标，要求各地加强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支持力度，利用各种资源和渠道，支持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全国装配式建筑政策性文件的颁布落实给各个省市地区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发展装配式建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
而后，全国各地省市已陆续出台百余项装配式建筑专门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北京、天津、浙江等重点推进地区提出，到2020年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于全国目标；而海南省提出在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比达到50%；在甘肃、宁夏、青海等鼓励推进地区，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发展基础的限制，当地政府在发展政策中提出了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10%，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同时也有效切合了当地实际情况。
在装配式建筑推广方面，激励政策主要包括：用地支持、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税费优惠、容积率、评奖、信贷支持、审批、消费引导、行业扶持等10个小类。在政策使用比例方面，税费优惠政策超过90%，其次为用地支持、财政补贴和容积率均超过50%，最后依次是专项资金、信贷支持、行业扶持、审批、评奖、消费引导。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面临的环境比新加坡更为复杂，达到新加坡的高装配率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虽然行业起步晚，但市场容量大，在恰当的政策激励下前期依然可以维持高增速并带动预制构件龙头企业的快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