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S聚焦亚洲气候未来：仅靠“临时补丁”，为何追不上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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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1-03
Source: 狮城新闻

NUS ARI · ASIAN CLIMATE FUTURES

洪水之后修堤、风暴之前建避难所，够了吗？

亚洲需要的不只是应急措施，也是一场关于能源、发展与公平的系统转型

冰川崩塌、极端洪水、超级台风……亚洲正处于全球气候危机的前线。

更不公平的是，许多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排放贡献相对有限，却率先承受生命、住房与生计损失。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NUS ARI）25周年杰出讲座上，来自学术界、法律界和社区实践领域的嘉宾共同讨论了一个紧迫问题：

亚洲如何在保护当下受影响人群的同时，

改变持续制造风险的发展方式，并建设更公正的气候未来？

耶鲁大学麦克米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Sunil Amrith教授提出三条需要结合的路径：**保护脆弱群体、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以及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

## 01｜第一条路径：先保护正在受灾的人



面对已经发生的气候冲击，务实的适应措施不可或缺。

孟加拉国正在重新设计风暴避难所，使空间更能照顾女性的安全与需求，也允许撤离家庭安置牲畜。这个看似细小的调整非常重要——对许多家庭而言，牲畜就是主要资产和生计来源。

真正有效的气候适应，不能只计算建筑能容纳多少人，还要理解谁最难撤离、谁容易在避难过程中遭遇风险，以及灾后如何继续生活。

亚洲各地还需要更完善的预警、医疗、降温空间、防洪设施和社会保障，让极端天气不会进一步放大原有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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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措施是救命的第一道防线，

但如果排放与不可持续发展不改变，防线就会不断面对更强冲击。

## 02｜为什么“气候务实主义”还不够？



Amrith教授指出，只处理眼前损害，却不改变危机根源，可能像用创可贴应对大出血。

亚洲各国建设海堤、避难所与排水系统十分必要，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在区域能源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城市扩张和资源密集型发展也继续制造新的风险。

如果升温趋势持续，今天按历史标准设计的防护设施，明天可能就不足以应对更频繁、更极端的灾害。

因此，适应不能替代减排。两者必须同时推进：

● 适应行动降低已经无法避免的损害

● 减排行动控制未来风险继续升级

● 公平政策确保转型成本不会再次落在弱势群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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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第二条路径：清洁能源转型不能只等市场



亚太地区的脱碳进展在部分领域快于预期，可再生能源也在持续扩张，但化石燃料依赖依然深厚。

Amrith教授认为，能源转型不能只依靠市场价格与企业自发选择。电网、公共交通、储能、产业升级和劳动者转岗培训，都需要政府行动、公共投资与长期基础设施规划。

市场可以推动成本下降和技术创新，但它通常不会自动解决以下问题：

偏远及低收入社区能否负担清洁能源？

依赖化石燃料产业的劳动者如何转型？

跨境电网和区域能源合作由谁协调？

短期成本与长期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这意味着，所谓“能源转型”不仅是替换发电设备，也是一项涉及就业、产业、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公共政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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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第三条路径：不再把人类与自然分开



传统发展思维常把自然视为可以提取和管理的资源，把生态保护当作经济增长之外的附加任务。

Amrith教授提出一种“非二元”的视角：人类健康、经济安全与生态系统健康并不是相互分离的目标。

河流污染会影响饮水、农业和生计，森林退化会改变洪水与高温风险，海岸生态受损也会削弱社区面对风暴的天然屏障。

在印度和孟加拉国，部分法院曾承认河流具有法律人格，反映出法律体系尝试纳入超越单一人类中心的生态视角。

这类做法仍存在权利如何执行、由谁代表自然及与现有治理体系如何衔接等复杂问题，但它提出了重要问题：自然是否只能作为财产存在，还是也应成为法律和政策需要主动保护的主体？

## 05｜法律能否为受灾社区争取责任与声音？



在讲座后的讨论中，NUS亚太环境法中心主任Jolene Lin副教授介绍了亚洲社区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气候问责的努力。

菲律宾部分受灾社区正针对Shell提起法律行动，指称该公司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负有重要责任。相关社区曾遭受2021年超级台风“雷伊”的严重冲击。

这类气候诉讼面临因果关系、司法管辖、证据和企业责任边界等重大障碍。案件仍在推进，相关主张不等于法院已经认定企业承担法律责任。

气候诉讼的意义不只在于输赢。

它也可能让受影响社区进入公共讨论，推动证据披露，并重新审视损害应由谁承担。

法律改革还有更安静的一面。社会林业制度让东南亚地方与原住民社区参与森林管理，不再把保护完全交给国家机构。它既承认社区知识，也把生态治理与当地生计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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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社区不是“被帮助的对象”，而是行动主体



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数字废物管理初创企业Griya Luhu，展示了另一种气候行动路径。

团队通过数字工具和社区教育推动垃圾分类，并鼓励居民自己组织邻里环境行动。其核心并不是把一套外部方案交给社区执行，而是让居民拥有问题定义、方案设计与长期运营的主动权。

这种参与还会调用当地文化资源，例如强调人与自然和精神世界平衡的“Tri Hita Karana”理念，以及巴厘岛“宁静日”传统。

文化并不能替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政策，但它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环境责任、建立信任并维持集体行动。

## 07｜NUS亚洲研究所：让亚洲经验进入全球气候讨论



这场活动于2026年10月14日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是NUS亚洲研究所成立2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吸引约130名政策制定者、学者、NUS校友及公众参与。

讨论没有给出一套可以套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答案。相反，它呈现了亚洲气候行动必须同时处理的多重张力：

眼前救灾与长期减排

经济发展与生态边界

政府能力与社区自主

全球责任与地方承受的损害

政府主导的发展曾造成生态和社会伤害，但完全缺席的政府也会让脆弱群体失去保护。市场可以激发创新，却不会自动实现公平。社区拥有地方知识，但仍需要资源、制度与公共基础设施支持。

真正可持续的路径，必须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而不是期待其中任何一方单独解决危机。

亚洲需要的不只是更快恢复灾后原状，

更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发展值得恢复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