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刑前先心理干预？新加坡司法新趋势：用心理辅导打破“犯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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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7-08
Source: 狮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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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近五年以来，一名化名为 John 的男子一直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每天醒来，他都深知自己犯下了性犯罪，并等待法院对其量刑的决定。他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在等待期间，这位 33 岁的男子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在那里，他直面了导致其陷入犯罪行为的色情成瘾问题，正视自己造成的伤害，并为即将到来的任何判决做好心理准备。

“这给了我希望，”他在心理治疗中心（C4P）接受采访时告诉 CNA，他目前在那里参加心理辅导和团体治疗。

“来到这里帮我重新找到了自我认同，让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我的错误，我的错误定义不了我。”

John 是新加坡刑事司法系统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中的一部分：法院越来越多地在被告被判刑之前，就将其转介至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支持机构。

这一策略旨在解决犯罪的深层原因——如成瘾、心理健康问题和有害的应对行为——并尽可能早地开始康复治疗，从而降低再次犯罪的风险。

## 关键的干预窗口



对于许多被告来说，从被起诉到被判刑之间的时间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

在这段时间里，有些人一边与愧疚、羞耻感和不确定性作斗争，一边失去了工作、人际关系和经济稳定性。

心理辅导员表示，这是进行干预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对于任何涉及司法程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C4P 高级辅导员 Melissa Zehnder 女士说。

“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剧变，面临着巨大的焦虑和羞耻感。（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空间，让他们处理发生的事情，审视现状，并学习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John 是在去年 11 月，在律师建议他进行心理评估以支持法院减刑报告后，首次来到该中心的。

但治疗很快就不仅仅是一次评估，它帮助他理解了自己的成瘾问题和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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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佩戴电子脚镣的 John 告诉 CNA，治疗如何帮助他理解自己的成瘾和情绪。John 成长过程中学业优秀，旅途广泛，并建立了一份帮助他人的事业。但在这些成功背后，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的色情成瘾。

“起初可能只是看一张色情静态图片，渐渐地变成了需要看视频，”他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然后成瘾情况不断恶化。”

由于对自己的成瘾感到羞耻，他隐瞒了多年。这种情况随后升级为偷窥行为，最终导致他犯下了性犯罪。

如今，治疗不仅帮助他理解了成瘾本身，还让他明白了导致犯罪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造成的伤害。

“他们帮我建立了一种意义感，”他说，“现在，我可以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件事都有其目的。即使是入狱也有目的。在里面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无论是保持善良还是触动他人的生活。”

## 不断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加坡法院扩大了这些早期干预措施。

2008 年国家法院首次开始与社区组织合作时，仅与两家机构合作。

如今，这个网络已增长到 19 个社区合作伙伴，包括 C4P、综合护理机构（AIC）、家庭服务中心、新加坡银带组织（Silver Ribbon Singapore），以及社会与家庭发展部的成人保护服务和儿童保护服务。

随着法院识别出那些可能从心理或社会支持中获益的人员，转介人数也在稳步增加。

2025 年，法院将 543 名法院用户转介给社区合作伙伴，高于 2024 年的 509 人和 2023 年的 443 人。当识别出心理健康困难、药物滥用、家庭功能失调或有害应对行为等问题时，就会进行转介。

资深法院社会工作者 Natalie Tan 表示，在判刑前提供支持可以让康复工作尽早开始。

“在处理法院案件的同时接受心理辅导等临时支持，能极大地帮助他们洞察自己的犯罪行为，”她说道。

“这符合法院对司法系统的承诺——不仅是惩罚性的，而且是康复性和修复性的。”

## 超越惩罚



C4P 在 2024 年推出了“问责、改变与转型路径”（PACT）计划，旨在支持涉及司法的人员走过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从被起诉、服刑到最终重新融入社会。

除了个人辅导，客户还参加团体治疗、家庭会议，并在出狱后继续获得支持。

自启动以来，PACT 已服务 235 人，涉及的罪行从性犯罪、毒品犯罪到诈骗、盗窃、袭击、骚扰和刑事恐吓。

其中 119 人现已回到社区，他们要么完成了计划，要么已重新融入社会，或者与中心的个案已正式结案。

据该中心统计，目前仅有 5 名参与者再次犯罪——再犯率低于 5%。Zehnder 女士表示，这一结果令人鼓舞，反映了该计划的影响力。

对该中心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C4P 在今年上半年接收了 78 个案例，而 2025 年全年的案例数为 80 个。

自 4 月起，该中心还与新加坡监狱署合作，在客户服刑期间继续提供辅导，确保支持贯穿整个康复旅程。

Zehnder 女士提醒，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于对自身行为责任的承担。

“这一切始于问责。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正视所犯的错误，也无法尊重受害者或受影响的人，”她说。

“如果我们能帮助（哪怕一个人）理解其行为如何伤害了自己和他人的话，并选择停止伤害，我们就在让社会变得更好。”

该计划还与受害者合作，因为康复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犯罪，而是为了防止未来的伤害。

Zehnder 女士认为，早期干预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当父母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时，犯罪者的子女往往会经历不稳定或创伤，从而增加他们日后犯罪的风险。

“早期干预对于降低再犯风险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犯罪者，也是为了防止下一代走上这条路，”她说道。

“我们帮助他们理解导致现状的路径，然后为他们创造一条前进的新路。”
